命理
想，并引为光荣么？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那种视胜利为死灭的格瓦拉式的“革
命”，究竟与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人民有什么相干呢？他们是相同的吗？那为什么他这样怕
失去沙发、席梦思和小汽车呢？他还能同样亲密无间地睡在房东大娘的热炕头上吗？
他怕失去他的领导职务，绝不仅仅因为生活上的优厚条件，他自己辩解说。他怕失去
党，失去战斗的岗位，失去在这个伟大的队伍中的重要的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好像比人
还要重要。这些年，他主持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他亲眼看见了那些失去了位置的人的狼狈
相。揪出来，定性，这是比上帝的旨意，比阎王爷的勾魂诏，比任何人和多少人的愿望、意
志和情感更强大一千倍的自在的和可畏的力量。他当过市委书记，他自以为是全市的主宰，
但是，当海云被“揪出来”和“定下来”以后，他毫无办法可想。他亲手经办了一个又一个
的揪出来和定下来的事情。一夜之间，一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便成了人人所不齿的狗屎，
扬起的眉毛塌下来，刺人的目光变得可怜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焕发的容光变得毫无血
色。人们对这种挨斗的脸色有一种粗野的比喻，叫作像被屁熏过一样。这简直是一种魔法，
一种丝毫不逊于把说谎的孩童变成驴子、把美貌的公主变成青蛙、把不可一世的君王变成患
麻疯病的乞丐的法术。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法术会施行到他的身上。历次运动中，他经常给下级、给群众讲：
“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体会到的是胜利的喜悦，斗争对于我们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只有没落阶
级，才对斗争充满灭亡前夕的恐惧和感伤。”那么，1966年为什么他一听见红卫兵的锣
鼓声就心跳呢？
事后他经常回忆，这一天是怎么到来的。当“五·一六通知”刚刚下达的时候，他仍然
像历次运动一样，紧张中又有点儿兴奋。他知道这样的运动既是无情的又是伟大和神圣的。
但这次势头好像特别猛。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他只有迎着风浪上。而且他深信这一切是为了
反修防修，是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创造历史的必要。他知道又要有一批领导
干部倒下去，但是为了党的利益他不能温情，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阶级斗争之剑。他批准了
对于报纸副刊主任的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政治上的乱棍。接着又把文联主席作为黑帮头
子抛了出来。报纸上一个劲儿地提醒人们警惕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诡计，一个文联主席是
太小了，于是他横下心抛出了市委宣传部长。然后是分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黑帮、牛鬼蛇
神越抛越多，越抛越把他自己裸露到了最前线。终于，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该轮到他自己
了。
但他仍然觉得突然，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是另一个张思远被揪了出来，被辱骂，被啐唾
沫，被说成是走资派、叛徒，“三反”分子。他觉得还应该有一个张思远才是他本来的面
目，那个张思远坐在市委小楼（专为常委以上领导干部办公用的）的书记办公室，小楼门口
有武装警卫。办公室有两间，外面一间比较大，铺着略旧了的地毯，墙上挂着市区平面图、
城市规划图、绿化图和郊区水利工程图。一张一头沉办公桌，桌上有电话分机，还有一套沙
发。他的秘书坐在一头沉的后面，细心、负责、一丝不苟。里间屋是他用的，有讲究的吊灯
和台灯，有崭新的地毯，有黑漆硬木的大写字台，有皮面的旋转软椅，还有一张铜栏杆的钢
丝床，供给他在中午或会议的间隙小事休憩之用。他看文件，他写批语，他划圈和打勾，他
打电话，他沉吟、苦思，他毅然决断，然后告诉秘书去办。按他的级别，省辖市的书记本来
不应配秘书，但是办公室还是派了一个秘书来，多年来，别人，他自己和秘书本人都认为就
是他个人的秘书。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没有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喜怒哀乐。他几乎整整17
年没有休过假。甚至于在看他自幼喜爱的地方戏的时候他也不得安宁，有些急件要送到剧
场，有些电话转到了剧场来。离开了领导工作，就不存在什么张思远。同样，他也从来没有
想象过市委能离得开他。
然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张思远，一个弯腰缩脖、低头认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张思
远，一个任凭别人辱骂、殴打、诬陷、折磨，却不能还手、不能畅快地呼吸的张思远，一个
没有人同情、不能休息和回家（现在他多么想回家歇歇啊！）、不能理发和洗澡、不能穿料
子服装、不能吸两毛钱以上一包的香烟的罪犯、贱民张思远，一个被党所抛弃，一个被人民
所抛弃，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丧家之犬张思远。这是我吗？我是张思远吗？张思远是黑帮和
“三反”分子吗？我在仅仅两个星期以前还主持着市委的工作吗？这个弯着的腰，是张思远
书记——就是我的腰吗？这个灌满了稀浆糊的棉衣（红卫兵把大字报贴到了他的背上，顺手
把一桶热浆糊顺着脖领子给他灌进去了）是穿在我身上吗？这个移动困难的，即使上厕所也
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
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他一
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得到结论：这只能是一场噩梦。这是
一个误会，是一个差错，简直是在开一个恶狠狠的玩笑。不，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党和人民
的敌人，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
的原理。这个活着还不如死了好的癞皮狗一样的“三反”分子、黑帮张思远并不是他自身，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躯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标语上说：张思远在革命小将的照妖镜下现了
原形，不，那不是原形，是变形。他要坚强，要经得住变形的考验。
但是，冬冬的几个嘴巴把他的精神支柱摧垮了。
冬 冬
父亲对于孩子的感情和母亲是不同的。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不，从生命的信息突然
发生在自己的肚子里，孩子的一哭一笑，一动一止，一声一息都牵动着母亲的心。而张思远
在开始的时候竟然感觉不到那个软软的、抱也抱不起来、身上带着尿臊味儿、哭起来没完、
哭起来就闭上眼睛不肯睁开的小生命和自己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第一个儿子的夭
亡，他对于1952年冬天来到他和海云的生活里的冬冬，抱着一种特别小心翼翼的加意保
护的态度。这是一种责任感，这是一种习俗——父亲都应该爱儿子。然而，这不是爱。有爱
也暂时还只是对于海云的。他知道海云是怎样牵肠挂肚、如呆如痴地爱着孩子，在海云坐月
子的头一个星期，张思远为了海云甚至需要做出非常喜欢冬冬的样子，这使他觉得羞愧、不
自然。
十个月以后，海云休学完毕，走了。冬冬已经能站立，能扶着墙挪动一下步子，能用含
糊不清的声音叫“叔叔”了。冬冬总是把父亲叫成叔叔，使张思远略感不快。那时的冬冬已
经长出了八个牙，能吃饼干，甚至有一次流着眼泪嚼完一根大葱。这一切使冬冬像一个人
了，一个新的人来到了张思远的身边，他将是自己人生路上的又一个伴侣。这种想法使张思
远嗓子里热乎了一下。在工作忙的时候，他有时会打个电话问问孩子情形。
这以后传来了海云和班上一个男同学关系“不正常”的消息。一种最庸俗、最卑劣的令
人恐怖的念头一闪而过：冬冬是我的吗？讨厌！我哪有时间管这些。我要管的是30万人的
命运。他忙得没有时间正眼看冬冬一眼了。
但是他原谅了海云，因为他是一个登高望远的领导者，更因为，他爱海云。有爱就有宽
恕，什么都能宽恕。他看不得海云的孩子般的面孔上缀满泪珠。他宁愿自己受辱。但如果他
的爱恰恰是海云的不幸的根苗呢？呵，呵，呵？海云的泪珠，荷叶上的雨滴，化雪时候的房
檐，第一次的，连焦渴的地面也滋润不过来的春雨！1954年春天，隔着雨丝他一眼就看
到了冬冬的紧贴着玻璃窗的脸，压扁了的鼻头青、白、丑得可爱。到处是清凉、湿润、对于
焦渴的心灵的慰藉。永远不老的春天，永远新鲜的绿叶，永远不会凝固、不会僵硬、不会冻
结的雨丝！小冬冬爬到了桌子上，把脸贴到玻璃窗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大自然的奇观，到
处悬挂着亮晶晶的雨丝，新鲜、好奇、迷恋而又困惑。这是一个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赏雨。
忙碌在会议和文件之中，像蚕儿忙碌在桑叶之中的张思远被冬冬赏雨的画面深深地打动了，
他心潮汹涌。春天，绿叶，雨丝，这是为了新生者而存在的。只有年幼者才能看到他所看不
到的那些惊人的美丽，只有第二代才能懂得他所不懂的生活的魅力。生生不已，这世界才不
会霉朽在锈垢里。他没有惊动自己的亲儿子。亲儿子，亲儿子！这甚至使他回想起或者根本
不是什么回想，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正是他自己，在他两岁的时候，在31年以前，
也用同样的姿势，压扁了鼻子，欣赏这人生的第一遭春雨。冬冬和他，不就是一条生命之线
上的两个点吗？他走了，为了千千万万幼小的孩子，他愿意背负起所有的重担，他愿意把一
切心力献给自己从幼小就参加了的人类最宏伟也最艰巨的事业。冬冬长大了，他们的生活会
比我们这一代人好得多！祝你幸福，儿子！
从此，他一有空闲就愿意与儿子在一起。当他拉着儿子的手，缓缓地（儿子已经在小
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在他的身旁，不是一个和他一样的，或者即将和他一样的男子汉
吗？当他把儿子抱到冷食店的||乳|白色的藤椅上的时候，他不是平等地在和另一个独立的人—
—现在是他的客人呢——“共进冷饮”吗？当儿子把脸伏在一块北冰洋牌大冰砖上，快乐地
发出呜呜的声音，他又是怎样地幸福，怎样地惬意啊！等冬冬吃完了，他把儿子高高地举起
来，举得远远高过了自己的头颅，看，儿子比我还高呢！父与子的爱，男性的爱，与其说是
血缘的亲密，不如说是友谊！
然而这友谊遭到了风暴，原因当然是孩子的母亲。1957年，海云居然在系里宣扬几
篇以反官僚主义为名向党进攻的小说。这几篇小说是20年以后张思远才看到的。为什么我
当时竟想不起来找小说看一看呢？然而即使有空去看小说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是一个看重
信仰和热情远远胜过现实和理性的年代。于是海云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企图
从内部攻破堡垒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披着羊皮的豺狼，化装成美女（我的天！）的毒蛇，
睡在身边（！）的敌人，她起的是蒋介石所不能起的危险和恶劣的作用。而结果呢，自然是
海云要求离婚，他尽最大的力量作最后的努力，没有效果。我可是仁至义尽了，办离婚手续
前后他一再自己对自己说，正是这种对自己无咎的坚信和一再提醒，使他意识到自己有一点
底虚，正像大声唱着歌走夜路的人，声音越大，说明他越虚弱。
冬冬怎么办？他们没有谈很多。“我仍然是他的父亲，你仍然是他的母亲”，这是不言
而喻的，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不会像划分私有财产一样地划分孩子。孩子一开始住在他
这里，很快他也认识到没有母亲的孩子便是没有人穿的衣服，而没有父亲的孩子至多是没有
衣服穿的人。孩子后来住到了海云那里，他有空的时候，便派汽车去接。然而冬冬是太懂事
了，不论是北冰洋的冰砖，是粉红色的草莓冰淇淋还是高级西餐馆里的、装在高脚银杯里的
菠萝三得，已经不能使他快乐，使他呜呜地叫，甚至也不能使他展眉一笑了。
然后美兰占领了他的全部空白，虽然他们没有孩子。他也逐渐适应了、喜欢了美兰给他
安排的舒适而又合理的生活。美兰一定学过运筹学，她的生活的第一准则绝不是享乐，而是
合理。早晨喝茶而晚上喝酒，早上用较凉的水洗脸而晚上用温热的水洗浴，坐着伏尔加牌汽
车去看电影的时候还要让司机在电影开演以后开上车去菜市场买鲜笋，一切都透着合理。然
而这样合理又这样美满的生活，仍然使张思远激动不起来。她带来的只是舒服，是令人困倦
的幸福，是一种酒醉饭饱的无差别境界。而这境界又是乏味的。他几次找已经上了小学的冬
冬，没有找来。于是，1964年的一天他自己乘车去郊区的一个小学看望冬冬。他不愿意
见海云，他不能去海云家。尤其是海云也已经结婚，对方正是大学期间的那个同学，海云的
这种行为更证明了他的高尚无瑕，他的良心获得了一种解脱。
1964年的冬冬瘦弱、苍白，显然营养不良。1960年困难时期，张思远曾经打发
人给冬冬送过几次高价的奶油点心与高级巧克力，奶油点心与巧克力并没能使儿子壮实起
来。而且张思远觉得，在送过点心与巧克力之后，儿子与他更疏远了。1964年的这次见
面，冬冬一再强调：“爸爸待我很好。”他管继父叫作爸爸而称亲父张思远作父亲，而且全
部称呼都是“您”，他才12岁。他那种客气而又提防的表情使张思远想起自己的某个下
属。又加上美兰得知他去看望冬冬以后给他施加的无形的压力——一切如常，只是美兰的额
头显出了那两道竖纹，而且笑声特别不自然。这种笑声使他觉得脊背上冒冷气。于是，他不
再去看冬冬了。1965年春节，他又派人往学校给冬冬带去了花蛋糕。谁想得到，花蛋糕
被原封退了回来。附有冬冬的一个字条：父亲，谢谢您。不要再给我送吃的了，请您不要生
气。他生气了，他已经越来越习惯把人分成上级和下级，下级对于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他轻
易地向下级发脾气而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而且，脾气是威严、是权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
分。而冬冬，（当然不会是他的上级）
却这样对待他，真是岂有此理！
将来等他大了，他会明白这一切的，他会自己来找我的，他会懂得，有一个老革命的爸
爸，有一个市委书记的爸爸是多么荣耀和福气！张思远这样想。
两年以后，他弯腰撅腚，站在台上挨斗。打倒大叛徒大特务张思远！张思远不投降就让
他灭亡！砸烂张思远的狗头！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顽固派……只能变成不齿于
人类的狗屎堆。呼噜咕咚呜隆，好像在开锅，好像在刮风，好像耳朵聋了什么都没有听见。
头发根被揪得发麻，腰弯得好像变成了两截。但这一切总会过去，他被斗已不是第一次。就
在这时候忽然冲上来一个少年，他正好瞭起眼皮偷看了一眼，天呀，冬冬！飕地抡起了巴
掌，第一下打在他的左耳朵上，这真是咬牙切齿的狠狠的一击，只有想杀人、想见血的人才
会这样打人，只一下就打得张思远从两个扭住他的胳臂的小将手里跳了起来，连脑袋都嗡地
一响，像通了电，耳膜里的刺心的疼痛使他半身麻木，恶心得想要呕吐。抡起的手臂，又用
手掌背反打了他的右耳，这一下比较轻，感到的疼痛却更加分明，等挨了第三个巴掌以后，
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昏迷中，他听到了那个打他的少年——他就是冬冬，没错！好像哭出了声。
阶级报复！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说明这一切。海云是已经定性、已经作了板上钉
钉的正式结论的阶级敌人。而张思远，尽管目前在受群众的审查，但他的职务是省委正式任
命并在中央组织部备了案的。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城市的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人。革命群众要
打倒他，给他提出了许多罪名，但这一切没有作结论，没有定性。他的问题与海云有着本质
的差别，阶级的差别。冬冬顽固地站在他的妈妈的反动立场上，也许是接受他妈妈的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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