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香港和新加坡。晚饭以后他们还
可以买一盘炸虾片和一盘煮花生米，叫上一升啤酒，既消暑又助谈兴。然而现在呢，他莫名
其妙地坐了好长时间的车，要按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址去找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办一件莫名其妙
的事。其实事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很正常，很应该，只是他办起来不合适罢了，让他办这件
事还不如让他上台跳芭蕾舞，饰演《天鹅湖》中的王子。他走起路来都有一点跛，当然不注
意倒也看不出，这是“横扫一切”留下的小小的纪念。
这种倒胃口的感觉使他想起20多年前离开这个大城市来。那也是一种离了群的悲哀。
因为他发表了几篇当时认为太过分而现在又认为太不够的小说，这使他长期在95％和5％
之间荡秋千，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按照人们所说的，对面不太远的那一幢楼就是了，偏偏赶上这儿在施工，好像在这里还
要安装什么管道，不，不止是管道，还有砖瓦木石呢，可能还要盖两间平房，可能是食堂，
当然也可能是公共厕所，总之，一道很宽的沟，他大概跳不过去，被横扫以前本来是可以跳
过去的，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桥梁，找一块木板，于是他顺着沟走来走去，焦躁起来，竟没有
找到什么木板，白白地多走了冤枉路，绕还是跳？不，还不能服老，于是他后退了几步，
一、二、三，不好，一只腿好像陷在沙子里，但已经跳了起来，不是腾空而起，而是落到沟
里。幸好，沟底还没有什么硬的或者尖利的东西。但他也过了将近十分钟才从疼痛和恐惧中
清醒过来，他笑了，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一跛一拐地爬了出来，谁知道刚爬出来又一脚踩
到一个雨水洼里，他慌忙从水洼里抽出了脚，鞋和袜子已经都湿了，脚感到很牙碜和吃了带
土的米饭时嘴的感觉一样。他一抬头，看到楼边的一根歪歪斜斜的杆子上的一个孤零零的、
光色显得橙红的小小的电灯泡。这个电灯泡存在在这里，就像在一面大黑板上画了一个小小
的问号，或者说是惊叹号也行。
他走近了问号或惊叹号，楼窗里又传出来欢呼混合着打口哨的声音，大概是外国队又踢
进了一个球。他凑近楼口，仔细察看了一下楼口上面的字迹，断定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地
方。但他不放心，站在楼口等候一个过往的人，好再打听一下，同时怪不好意思。
他临走以前，那个边远的地方的一位他很熟悉也很尊重的领导同志找了他去，交给他一
封信，让他去到大城市去找一个什么公司的领导人。“我们是老战友”，当地的陈杲所熟悉
的领导同志说，“我信上已经写了，咱们机关的唯一的一辆上海牌小卧车坏了，管理人员和
驾驶员已经跑了好几个地方，看来本省是修不好的了，缺几个关键性的部件。我这个老战友
是主管汽车修配行业的，早就向我打过保票，说是‘修车的事包在我身上’，你去找找他，
联系好了拍一个电报来……”
就是这么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找一个私人，一个老友，一个有职有权的领导，为另一个
有职有权、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领导所属单位修理一辆属于国家所有的小汽车。
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老同志的委托，而懂得羊腿的重要性的陈杲也就不对带信找人的必要性发
生怀疑。顺便为当地办点事当然是他应尽的义务，但是，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总觉得好像是穿
上了一双不合脚的鞋，或是穿上一条裤子结果发现两条裤腿的颜色不一样。
边远的小镇的同志似乎“洞察”了他的心理，所以他刚到大城市不久就接连收到了来自
小镇的电报，催他快点去讨个结果。反正我也不是为了个人。反正我从来也没坐过那辆上海
牌，今后也不会坐。他鼓励着自己，经过了街灯如川的大路，离开了明亮如舞台的终点站和
热情的乘客，绕来绕去，掉到沟里又爬出来，一身土，一脚泥，来到了。
终于从两个孩子口里证明了楼号和门号的无误，然后他快步走到了四楼，找对了门，先
平静了一下，调匀呼吸，然后尽可能轻柔地、文明地然而又是足够响亮地敲响了门。
没有动静，然而门内似乎有点声音传出来，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好像有音乐，于是他
摒弃了方才刹那间“哟，没在家”的既丧气而又庆幸的侥幸心理，坚决地再把门敲了一次。
三次敲门之后，咚咚咚传来了脚步声，吱吜，旋转暗锁，光当，门打开了，是一个头发
蓬乱的小伙子，上身光光的，大腿光光的，浑身上下只有一条白布裤衩和一双海绵拖鞋，他
的肌肉和皮肤闪着光。“找谁？”他问，口气里有一些不耐烦。
“我找xxx同志”，陈杲按照信封上的名字说道。“他不在，”小伙子转身就要关
门，陈杲向前迈了一步，用这个大城市的最标准的口语发音和最礼貌的词句作了自我介绍，
然后问道：“您是不是xxx同志家里的人，（估计是xxx的儿子，其实对这样一个晚辈
完全不必用‘您’）您能不能听我说一说我的事情并转达给xxx同志？”
黑暗里看不到小伙子的表情，但凭直觉可以感到他皱了一下眉，迟疑了一下，“来
吧”，他转身就走，并不招呼客人，那样子好像通知病人去拔牙的口腔医院的护士。
陈杲跟着他走去。小伙子的脚步声——咚、咚、咚。陈杲脚步声——嚓、嚓、嚓。黑咕
洞洞的过道。左一个门，右一个门，过了好几个门。一个门里原来还有那么多门。有一个门
被拉开了，柔和的光线，柔媚的歌声，柔热的酒气传了出来。
钢丝床，杏黄|色的绸面被子，没有叠起来，堆在那里，好像倒置的一个大烧麦。落地式
台灯，金属支柱发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亮光。床头柜的柜门半开，露出了门边上的弹珠。边
远的小镇有好多好友托付陈杲给他们代买弹珠，但是没有买着。那里，做大立柜的高嘲方兴
未艾。再移动一下眼光，藤椅和躺椅，圆桌，桌布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第四场鸠山的客厅
里铺过的那一张。四个喇叭的袖珍录音机，进口货。香港歌星的歌声，声音软，吐字硬，舌
头大，嗓子细。听起来总叫人禁不住一笑。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远的小镇放一放，也许
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只有床头柜上的一个装着半杯水的玻璃杯使陈杲觉得熟悉，亲
切，看到这个玻璃杯，就像在异乡的陌生人中发现了老相识。甚至是相交不深或者曾有芥蒂
的人，在那种场合都会变成好朋友。
陈杲发现门前的一个破方凳，便搬过来，自己坐下了。他身上脏。他开始叙述自己的来
意，说两句又等一等，希望小伙子把录音机的声音关小一些，等了几次发现没有关小的意
思，便径自说下去。奇怪，一向不算不善于谈话的陈杲好像被人偷去了嘴巴，他说得结结巴
巴，前言不搭后语，有些词用得不伦不类，比如本来是要说“想请xxx同志帮助给联系一
下”，竟说成了“请您多照顾”，好像是他来向这个小伙子申请补助费。本来是要说：“我
先来联系一下”，竟说成了“我来联络联络”。而且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好像不是他自己
的声音，而是一把钝锯在锯榆木。
说完，他把信掏了出来，小伙子斜仰着坐在躺椅上一动也不动，年龄大概有小伙子的两
倍的陈杲只好走过去把边远地区领导同志的亲笔信送了过去。顺便，他看清了小伙子那张充
满了厌倦和愚蠢的自负的脸。一脸的粉刺和青春疙瘩。
小伙子打开信，略略一看，非常轻蔑地笑了一下，左脚却随着软硬软硬的歌声打起拍子
来。录音机和香港“歌星”的歌声，对于陈杲来说也还是新事物，他并不讨厌或者反对这种
唱法，但他也不认为这种唱法有多大意思，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个轻蔑的笑容，不自觉的。
“这个xxx（说的是边远地区的那位领导），是我爸爸的战友吗（按，到现在为止他
没有作自我介绍，从理论上还无法证明他的爸爸是谁）？我怎么没听我爸爸说过？”
这句话给了陈杲一种受辱的感觉。“你年轻嘛，你爸爸可能没对你说过……”陈杲也不
再客气了，回敬了一句。“我爸爸倒是说过，一找他修车，就都成了他的战友了！”
陈杲的脸发烧，心突突地跳起来，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难道你爸爸不认识xxx（边
远地区的首长）吗？他是1936年就到延安去的，去年在《红旗》上还发表过一篇文章……
他的哥哥是xx军区的司令啊！”
陈杲急急忙忙地竟然说起了这样一些报字号的话，特别是当他提到那位知名的大人物、
xx军区的司令时，刷地一下子，他两眼一阵晕眩而且汗流浃背了。
小伙子的反应是一个20倍于方才的轻蔑的笑容，而且笑出了声。
陈杲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
“我跟您这么说吧，”小伙子站了起来，一副作总结的架势，“现在办什么事，主要靠
两条，一条你得有东西，你们能拿点什么东西来呢？”
“我们，我们有什么呢？”陈杲问着自己：“我们有……羊腿……”他自言自语地说。
“羊腿不行，”小伙子又笑了，由于轻蔑过度，变成了怜悯了，“再一条，干脆说实
话，就靠招摇撞骗……何必非找我爸爸呢，如果你们有东西，又有会办事的人，该用谁的名
义就用去好了。”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我爸爸到北戴河出差去了……”他没有说“疗
养”。
陈杲昏昏然，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了脚，不由得侧起了耳朵，录音机里放送的
是真正的音乐，匈牙利作曲家韦哈尔的《舞会圆舞曲》。一片树叶在旋转，飞旋在三面是雪
山的一个高山湖泊的碧蓝碧蓝的水面上，他们的那个边远的小镇，就在高山湖泊的那边。一
只野天鹅，栖息在湖面上了。
黑洞洞的楼道。陈杲像喝醉了一样地连跑带跳地冲了下来。咚咚咚咚，不知道是他的脚
步声还是他的心声更像一面鼓；一出楼门，抬头，天啊，那个小小的问号或者惊叹号一样的
暗淡的灯泡忽然变红了，好像是魔鬼的眼睛。
多么可怕的眼睛，它能使鸟变成鼠，马变成虫。陈杲连跑带蹿，毫不费力地从土沟前一
跃而过，球赛结束了，电视广播员用温柔而亲切的声音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他飞快地来到了
公共汽车的终点——站。等车的人仍然是那么多。有一群青年女工是去工厂上夜班的，
她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车间的评奖。有一对青年男女，甚至在等车的时候也互相拉着手，
扳着腰肢。今日的四铭先生看了准保又要休克了。陈杲上了车，站在门边。这个售票员已经
不年轻了，她的身体是那样单薄，隔着衬衫好像可以看到她的突出的、硬硬的肩胛骨。20
年的坎坷，20年的改造，陈杲学会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也丢失了一点本来绝对不应该丢失
的东西。然而他仍然爱灯光，爱上夜班的工人，爱民主，评奖、羊腿……铃声响了，“哧”
地一声又一声，三个门分别关上了，树影和灯影开始后退了，“有没有票的没有？”售票员
问了一句，不等陈杲掏出零钱，“叭”地一声把票灯关熄了。她以为，乘车的都是有月票的
夜班工人呢。
1979年
夜雨
作者：王蒙
窸窸窣窣……
莫非今夜仍是没有雨？
傍晚天空的几朵乌云，带给秀兰和她的乡亲们多少希望啊。可是现在，她躺在炕上，
黑暗中睁大了两只渴望的眼睛，只听得小风吹响大核桃树叶子的声音。
小麦正在灌浆，核桃已经坐果，谷黍还没有出齐青苗，白薯栽秧刚刚开始……一切
都仰望着阳光果果的天空。
黄旱经年，今春又是全无滴雨。河滩上挖了三丈深才见水。从那里灌满两桶水，挑
到山顶的梯田栽白薯。挑一趟，汗水就湿透大小衣衫。今天，和小伙子们摽在一块儿，
秀兰挑了三十九挑水。明天，她要挑……
明天，她要挑……明天……
明天她去做什么呢？她的嘴角显出了一丝笑意，笑她自己怎么那么痴。明天，她就
要离开这个干旱的山村，到城里办喜事去了。她父亲给她找的对象——一个挺漂亮、挺
和气的工人。
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她自己也说不大清楚。她——去年才还乡生产的初中毕业生，
一个十九岁的、羞怯寡言的女孩子，要结婚了，要做大人了，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去了。
这可是她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儿。一个多月以前，她的在城里做木匠的父亲，写信
找了她去，安排她和那个叫做熊嘉聪的铣工见了面。那个人（秀兰还不好意思称呼他的
笔画繁多的名字）已经二十七岁了，显得倒还年轻。他们一起看了电影，逛了公园，还
一起在饭馆吃了饭。父亲问她的意见，她低着头，扭着衣角，她想说：“不，我还小呢，
我不……”却没有说出来。
她从来没有到城里去过。这一次，她亲眼看到了一个嫁到城里去的女伴曾经向她炫
耀过的那些东西：那宽广平滑的马路，辉煌高雅的剧场，烫发的女司机驾驶着的无轨电
车，五光十色的百货商店，的确使她惊奇、喜悦，兴奋得说不出话来。还有“那个人”
的健壮的身躯和劳动布制服上的机油味儿……她偶尔看他一眼就要脸红心跳。破天荒的、
一个重大的问题要她决定，她不知所措了。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是坏还是好。也许，
听父亲的话就对了。嫁到城里，就可以过起几年前离开了农村的那个女伴一样的生活……
“习惯”、“随大流”，对于有些女孩子，比“思考”、“意志”要有力得多。
她扭着衣角不说话。这还有什么呢？父亲送她回家，向母亲布置了一切。母亲紧张
地忙活起来，她还是照常地出工、挑水、推碾子、听团课，到团支部办的图书馆借薄本
的小说和连环图画看。城市和结婚，对于她有一种隐隐的、神秘的魅力，但她总觉得，
或者是她总愿意觉得，那还是相当遥远的事。
可是，现在呢？明天，她就该走了。母亲已经给她做好了新衣服，打好了包裹。她
借来的连环图画和短篇小说，也已经全部归还了。明天上午九点二十七分，去火车站上
车。这以后，她就是城里人了。
城里人？是的，今天晚上，她帮助妈妈碾玉米的时候，张老娘子和范老娘子从碾房
走过，大声大气地向她妈妈说：
“大顺子（这是她母亲的小名，这里，人们都老白了发了还互相用||乳|名称呼着）！
怎么还不让秀兰歇歇去？明儿就不是你们家的人了，人家要去城里见大世面去了。”
秀兰不快地转过身子，两位老娘子又说：“哟，脸皮怎么这么薄呀！小心到了婆婆
家受气。不对，是我们老糊涂了，现在做媳妇的都是供在高桌上，受不了气。秀兰是个
好命的！对象是技术人，挣的钱多。听说你白天还挑水呢，是不是？傻丫头，还挑水干
什么，到了城里，再也不用大日头底下往山上挑水了……”
“到城里也得劳动……”秀兰忍不住打断了她们的话。
“劳动，劳动也跟咱们山里头不一样，不用受这份苦了。”
现在，两位老娘子的音容、神态浮现在眼前，秀兰觉得心里很不舒展。
“……北大荒是好地方……”隔壁，小学五年级的弟弟唱道。从看完了《老兵新
传》，弟弟就被这个歌迷住了。然后听见妈妈长出了一口气，翻过身来。这些天，忙着
出工，忙着家务，又忙着给秀兰筹办喜事，可把妈妈给累坏了。
明天，就离开弟弟，离开妈妈了。离开？当然，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是她一个人
到城市结婚去。从小和她一齐打柴、烧饭、下地、做功课的最亲爱的弟弟，为什么这几
天对她有点冷淡呢？睡觉以前，她问：“弟弟，我明天就要走了，你怎么不和我说说
话？”那小家伙噘着嘴，好半天才说：“你走你的吧，我毕业后留在家建设农村。”回
过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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