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力气达不到，就别
硬努，说死说话也不能上，努伤了，一辈子也缓不过来。”
我感谢他的好意。然而，更需要保重的，不正是他们自身吗？
果然，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木头。与大山相比，与巨大的原木相比，
我们所需要的木头不过是几根堆放着的火柴棍罢了。有山东林工的英雄形象在近边，我
们四条大汉抬一根细木头简直叫人害臊，两个维族同志抬一端，我与朱振田抬一端，抬
小头的把挂钩往里挪一挪，基本上四个人平均负担。只是朱振田每次都把绳套拉向他的
那边，缩小他那边力臂的距离，减轻我肩上的重量。受不了这种“侮辱”，我对他喊了
几句，他不理，照拨绳套不误。他拨过去的绳套被我一把拨了回来，觉得自己走起来也
威风些。头十分钟走得好好的，十分钟后便觉小腿肚子有点发软，腰腿动作与面部表情
都向不自然处变化，我拼命做出笑容，估计一看就知是苦笑，一面笑一面还龇牙咧嘴呢！
这时朱振田不动声色地挪动了一下肩膀，让出去一个扁担头。立刻，我肩上的分量减轻
了。我无法再逞英雄，便感激而友好地看了他一眼。他呢，两只眼睛看着别处，似乎全
无所谓。
在第四次去堆放场运木头的时候，正碰上四位山东工人把一株新伐的、还湿着的、
三抱粗的大树运到我们的身边。“刘利华”模样的人领着号子：
再加一把劲呀，
哎哟，哎哟，
众人一条心呀，
哎哟，哎哟，
向外甩一甩呀，
哎哟，哎哟，
向前进一进呀，
哎哟，哎哟……
完全用号子鼓气，完全用号子指挥。他的声音质朴甜美，婉转悠扬，听后令人振奋
不已，堪称是令贪者廉、懦者立、耍花枪者返朴、迷机巧者归真的歌声。直到他的号子
唱完了，巨木放好了，众人松了一口气，他也显示出憨厚的笑容，他的嘹亮的号子声似
乎仍然在群山中回响。
“真‘牌子’啊！”艾利称赞说。“牌子”，本来是个汉语词，被维语借去后，意
思转宽，表示“漂亮”、“得意”、“呱呱叫”之意。
图尔迪感叹地摇着头，他感动得眼角里噙着泪花。
山东林工哼着悠扬摇曳的家乡小调又走了。我们注视着他们的背影，欣赏着。
朱振田“嘎”地一声怪叫，说老鹞不像老鸽，说猫头鹰不像猫头鹰，倒像是一木棒
打着了一条狗，大家愕然，过了一会儿，才弄清，原来是他想学着叫叫号子。
美好的情绪全遭破坏，总还剩下了幽默，我们三个捧腹大笑起来。
“唉，老了，嗓子不行了。”朱振田谦虚地解释说。说完，吸了吸鼻子。这种谦虚
的表情也是不多见的。山东劳动者的榜样的力量，确是大啊！
我想问朱振田他究竟什么时候嗓子“行”过，另外，即使嗓子还可以，他的怪调与
人家优美的劳动号子相去何止癞蛤蟆与夜莺之别。但想起劳动中他对人的照顾，我便没
说什么。
两个小时运完，对于我们这四个人来说是瞎话，但如果稍稍抓紧一点，如果拿出一
点初到干校时干活拼命的精神，有一整天是蛮可以完成任务的。但“临时负责”同志艾
利还是有章程的，上午才十一点，他宣布休息，坐在横倒的杉木上给图尔迪和我大讲阿
凡提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是说国王见了阿凡提，问：“墙头的白雪为什么这样厚呢？”
语中讥刺阿凡提已是满头白发。阿凡提也用隐语给以巧妙的回答，使国王肃然起敬。这
个故事我听起来不算精彩，大概是由于我对维语和维吾尔人的生活风俗的一些细微的幽
默感还体会不到。艾利自己边讲边笑，笑个不停。朱振田一再催他干活，他置之不理，
只顾谈笑风生，滔滔不绝。朱振田火了，一个人向一根木头走去，我和图尔迪站起身来，
被艾利厉声制止。朱振田找了一根细一些的木头，又找了找重心，一搬一挪一扛，居然
一个人把一根木头扛了起来。
“一个人扛得动的木头不合规格，扛了白扛！”艾利从眼角瞥了朱振田一眼，轻蔑
地予以否定。“急啥呢？”他问我们。“我们劳动，我们休息，我们玩，我们在‘五·
七’大路上奋勇前进。急啥呢？汽车要三天以后才来，‘五·七’道路，还要长期走下
去。急啥呢？这样的人太小气！我们维吾尔人最讨厌啦，心胸狭窄，不管别人……图尔
迪，是这样吧？”
图尔迪笑一笑，不置可否。
吃过午饭以后，艾利宣布，下午就地休息，活动范围以木房子为圆心，半径二百米。
“要注意安全保卫，群众纪律，护林防火。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绝不能出问题。”
他一板正经地说。
见他说得认真，我们都点头称是。
履行完他的“负责”职能，他又是吊儿郎当的了。午睡之前，他又说了好几个格调
不高且有黄|色嫌疑的笑话。
我刚要睡着，被艾利用草棍捅鼻孔捅醒。他向我作了一个手势，我随他走到了室外。
“走，咱们找哈萨克帐篷去做客去！”他兴冲冲地说。
“他们呢？”
“他们？他们不是‘江契’呀！我已经说过，他们只能在二百米范围之内活动。而
我们是自由的。”
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便随他去了。
他说上午运木时已经选好了目标，翻过一道山去，在一个比我们这里低些的地方有
哈萨克牧人之家。
他要带我走一条近路，结果，走着走着没有路了，连山羊走的路都看不见了。我们
伏在大山的阴坡上，到处是一小片一小片的雪，大概远看雪如鱼鳞吧，我们每脚下去踩
一个深坑。多亏了这雪，再加草根、灌木丛，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仅够支持一只脚丫、
一只鞋的台蹬，我们才没有滑坡。这山地势陡峭，有的地方，雪、草等提供的落脚点只
有上马时登的马镫那样大小，只够踩着一个脚尖，把雪花蹬落一点，才容下了半个脚。
这样向下爬，实在太费力了，我建议说：“干脆咱们往下滑、出溜，再不然干脆包起头
来往下滚算了？”
“不行不行，”艾利的眼睛瞪得老大，警惕地看着脚下，“告诉你，老王，我们有
可能遇到危险！”
“什么？”
“在这种地方，最容易有哈萨克人下的猎夹，只要打上，至少得折一条腿！”
“啊！”我惊呼起来，脚一趔趄，几乎出溜下去，我的左手立即抓住一把枯草，枯
草经不住我的体重，我听到了草根的断裂声，我感到了草在我的手里摇摆出土，我的右
手就在这个时候伸到了雪里泥里，像铁爪一样地抓进了泥土，与此同时，脚也找到了吃
力的地方。
我出了一身透汗。
“注意，找有动物脚印的地方走，千万别走新土新雪……”艾利喝道。
我只是大致明白了他的意思，更加手忙脚乱。
见我那慌乱的样子，艾利断然下令道：“你等一等！我在下面，你在上面，由我开
路，你走我走出来的路，猎夹绝不会打着你！”
我顾不上分辨也顾不上推让，按他的指挥一步一步地下爬。
终于，我们落到了“平”地上，看看表，用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好一个近路！总
算化险为夷，面前是石头铺成的路，类似我们前一天晚上推水的路那样。经过了那一小
时零五分钟的锻炼，我真想为山中的每一条路和修路的人赞颂和祝福。
两面是高耸的云杉。走着走着，听到了银铃般的儿童的笑语声。
“同志，同志。”我听到了招呼声，那声音就在我们的头上。
可能是方才太累了，我的眼睛有一点花，抬起头来，看了半天，才在至少有三层楼
那么高的树顶的枝叶里发现了两个孩子。艾利早与他们搭上话了。
两个哈萨克儿童一男一女。女孩穿得层层片片，花花绿绿，圆圆的像皮球，头上戴
的帽子也是鲜艳而浑圆的。男孩穿得十分单薄，依我看来，他像是只穿着单衣裳。他的
样子十分灵活，像个猴子，对于这样居高临下与我们谈话似乎颇为得意。
他们回答完了艾利的问题，我依稀听出是告诉艾利他们的家在哪里，有什么人在家
之类。
我问：“你们爬这么高做什么？”
我的维语他们听不懂，于是艾利把它们翻成蹩脚的哈语。
“去折干树枝，做柴火。”他们回答。
“为什么不从低处折呢？”我又问。
“低处的已经折过了。”
“那么，为什么不去折另外的、低处有枯枝的树呢，在树林里，你们还愁没有柴烧
吗？”
艾利翻译过去以后，他们咯咯地笑了起来。艾利插嘴解释说：“也是玩嘛。山里哈
萨克的孩子，再不爬爬树，你让他们玩什么呢？没有俱乐部，没有游戏场，也没有幼儿
园……”
我点点头。“要当心喽！”我在准备离去的时候大声关照他们。
他们又笑又叫。不用艾利翻，我就明白，他们在嘲笑我的少见多忧多怪。这些山里
的孩子！
走出去不远，在一个避风的山凹里，我们找到了哈萨克牧人的帐篷——毡房——孩
子的家。只有女主人在，她听见狗叫出来迎接我们，我们没说什么话径直进了毡房。她
也没说什么话，就去给我们做了奶茶，拿来馕，铺上饭单，耐心地一小碗一小碗地从她
的铜茶饮里给我们倒茶，加奶，加盐，调制好再双手端给我们。她还年轻，羞涩的睫毛
始终阻挡着她的目光，好像也保护着她自己。但她丝毫不怀疑应该为我们俩服务，更绝
不拒绝我们，尽管我们是如此陌生的两个男人，民族又不同，神态又这样可疑，何况我
还戴着一副在电影里只有坏人才戴的眼镜。
我有点局促不安。艾利的自我感觉则十分良好。他本身倒是“宾至如归”，他的神
态完全像在自己家里，放肆地与我说笑着，大口地喝茶，细细地嚼着馕，喝完一碗立刻
就递过去索取另一碗，就像那年轻的哈萨克女人是他的女儿或者儿媳。
茶过三巡，艾利问道：“请问，我的女儿，你们最近没有宰羊么？你们就没有什么
肉么？鲜肉、干肉、咸肉或者煮熟了的、炒熟了的肉？”
听懂了他的维语味儿很浓的这几句哈语的意思以后，我实感大骇，几乎起身逃遁。
艾利给了我一个胸有成竹、自信而又有一定的震慑力的目光，像施用了定身法，把
我定在了那里。
哈萨克女人低声地、羞涩地、继续地作了些解释。艾利告诉我，她说，他们昨晚夹
到了一个胞子，抱子已经宰掉剥皮弄好，狍子肉是留给一个常常在这一带跑车的哈族司
机的。
“算了算了，咱们走吧。”我由盘腿坐着首先改为一条腿跪起，并且拉动了艾利。
艾利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少安毋躁，继续不慌不忙，不躁不馁，和颜悦色地与哈
萨克女人讨论“肉”的问题，他的美好的表情好像是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故事。
听到了响动声，两个小朋友完成了打柴任务回来了。小女孩胖乎乎、粉扑扑的笑脸，
使人想起无锡惠山泥人《阿福》。男孩果然穿着单衣，一进毡房他就坐在了茶炊与取暖
的火炉之间，他妈妈为他往火炉里添了一些柴，用嘴一吹，呼呼呼，立刻火就燃大了，
不一会儿，洋铁炉壁就烧得发红了，我们也觉得热了起来。然后，男孩与女孩与他们的
妈妈热烈地谈起了话，好像我们这两个客人并不存在。
艾利丝毫不觉尴尬，颇有兴致地听着他们谈话，他告诉我，他们正在讨论我们：第
一，我们两个人是干什么的；第二，我是汉族还是维族。
炉火的温热使艾利打起了哈欠，哈萨克女人与他交谈了两句，马上拿来了两个枕头，
一个给艾利，一个给我。
艾利不理会我的表情和抗议，舒舒服服地将头往枕头上一靠，伸开他的腿，立刻响
起了他的有福气的鼾声。
我哭笑不得，毫无办法。自己一个人回去吗？连路恐怕都找不到。弄不好不但可能
被猎夹打住，还可能喂了狼，更可能迷失在漫漫的白雪碧树里。
心一横，我也躺下了，居然也迷瞪了二十来分钟。
临走的时候，哈萨克女人给了我们一块方方的鲜嫩柔软的狍子肉。我说要付钱，艾
利用力拽住我的胳臂，几乎把我的小臂扭得脱臼。
我与艾利一路上在争，我掂了掂肉，说是有一公斤半，艾利坚持认为这块肉不足一
公斤，而且批评说，现在哈萨克人学得尖滑了，良心渐渐坏了。显然，这是由于交通发
达，不断有汽车从亘古很少见生人影迹的山中驶过的缘故。“很清楚，他们是受了那个
汽车司机的影响，”艾利伸出自己的右掌，一副有力的做结论的姿势，“不然，她就会
把那整整一个狍子的肉全部给我们，自己顶多留一点头蹄下水。或者，如果他们的品质
更好一些，那女人本会给我们宰一只羊羔，留我们过夜的。”
走到我们的木屋附近的时候，艾利兴高采烈地喊道：“同志们，迎接我们吧，真正
的‘江契’，给你们带来了真正的狍子肉！”
这顿晚饭吃得丰盛而又别有风味。白水加盐煮的狍子肉，到了嘴里似乎就化成了山
野的琼浆玉液。等我们吃起狍子肉来，我便开始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估计”，确信当然
还是艾利更正确些：这块肉哪里有一千五百克？每人吃到嘴里的，似乎连二百克都没有，
还没有咀嚼，还没有感受到抱子肉的存在，就已经不存在了。
……人间有多少最最珍贵的东西，当我们与之邂逅的时候，由于急躁，由于粗鲁，
由于贪欲，也由于缺乏知识和思想准备，结果，只顾了匆匆消受却完全忽略了品味和体
尝，更不要说去欣赏，去理解，去牢牢地捕捉和长久地保持在自己的记忆里……写到在
这次难忘的晚餐里吃到的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狍子肉的时候，我却完全忘记了
那肉的味道。
人们却来得及慢慢品味那品质极其低劣的散白酒，来得及去咂摸它的每一口和每一
滴。当时白酒供应困难，我们要从干校步行一个半小时到生产建设兵团化工厂的副食商
店去买酒，能买到的只有一种河南出品的白薯干做的散白酒。此酒又苦又辣又臭，喝上
几口以后感觉如脑后受到钝器的一击。维族同志给这种酒起了个绰号：“头疼大曲”，
因为它与新疆产的还算不错的“头屯（地名）大曲”谐音，而含义又颇贴切，广为流传。
绰号归绰号，酒即使头疼仍然是酒。故而当艾利慷慨地拿出他带来的一行军壶“头疼大
曲”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按照维吾尔人的习惯，先吃饭后喝酒，我拿出咸鸭蛋——这次朱振田没提异议——
做酒菜，而图尔迪掏出一头生蒜，也是为了就酒。艾利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耳语说：
“多灌图尔迪一点，有好热闹呢。”
我不想看热闹，但我觉得图尔迪确实太忧郁了，想和他聊聊。于是我先毛遂自荐，
“竞选”要当酒官，顺利地取得了各族同胞的认可。然后，在认真地执行着依次分发酒
的任务的同时，大量说了一些友好快乐的废话以提高情绪。没有酒杯，我们洗净一个饭
碗，每次倒相当于一小杯的量的酒。这样喝过了三巡，每人都干过“三杯”了，居然没
有任何人感到头疼。当我提出这个有一定的学术性的问题以后，他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
抢着回答，是由于鹰谷的含雪含针叶、清新纯洁凉爽的非凡的空气，起到了净化解痛消
毒的作用。
我喊道：“这就叫做邪不压正！”
艾利喊道：“我们是在深山里，难道我们还头疼不行？”他眨眨眼，论证有力，似
有深意。
下面轮到第四巡酒——当然还是从“酒官”、也就是鄙人这里开始了，我给自己斟
好后，端起酒碗，跪起来，我说：“我打算读一首诗，把这杯酒敬给图尔迪，请他也朗
诵一首诗或是唱一首歌，再把酒喝下去。”
图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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