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永远记得这一匹马，这一片草地，这一天路程。他记得在奔跑的时候所见
的那绚丽多采的一片光辉。
他怀念这一切，他充满了由衷的谢忱。
1980年9月—10月写于美国衣阿华城五月花公寓——时应邀参加“国际写作计
划”。1981年2月，回国后略加修改并誊清。
筝波
一个绿光濯眼的湖。为什么叫琵琶湖？这里并没有琵琶的铿锵与机敏，也不像琵琶那样
冲动。
如果由他来起名，他愿称它为“筝湖”，俯瞰湖，确实像一个筝，即使不太像，你也可
以加意把它想象成为一个筝。这含情脉脉的湖的涟漪，多像孤独而又连绵的筝的声波。
为了起草一个重要的报告，他已经在湖畔旅社住了好多天了。他已经40多岁了，他已
经起草过许多报告了。少年时候，他曾梦想成为诗人，成为小说家，成为中国的屠格涅夫。
时到今日，一想起《贵族之家》和《前夜》，他的心还要怦怦地跳。
从他起草的报告里很难看出屠格涅夫的。“在……下”，“我们心须……”，“任何对
于……的背离，都是错误的”……他现在习惯的是这样的文体，按统一口径。只有最细心的
文体家，才能从他起草的报告的修辞的讲究与逻辑的缜密中看出他的才能来。
然而，这样的报告是必要的，总不能开什么大会的时候由领导同志朗诵一段屠格涅夫体
的抒情散文。
所以，他专心致志地起草他的报告。他在小餐厅吃饭。在小餐厅吃饭的人并不多。这一
天，对面桌子上坐了一位妇女，他觉得这位女同志一坐下来便向他甜甜地一笑。
连续三天过去了，每天三顿饭，女同志与他相对吃饭已经有九次了，至少也向他笑了九
次。她衣着大方，神态雍容。其实她已经很年长了，然而乍一看，仍然是那么幽雅和温存，
生命还在她的身上大放光芒。他得知，原来这就是大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谢琳。他为之倾
倒的那些屠格涅夫的著作，都经她的转述。他早就知道这个名字了，却一直无缘见她。
当谢琳向他微笑的时候，他不由得也报以礼貌的微笑。吃每顿饭的时候，两个人都这样
互相笑一下，然后谁也不搭理谁，他觉得不自然。
他是11岁开始读谢琳翻译的作品的，可以估计，如今谢琳大概快要60岁了，如果不
是比60更多。然而她仍然那样堂皇而且矜持，让我们姑且不说美丽不美丽。这实在使人惊
叹。
他决定与谢琳攀谈。为什么要失之交臂？为什么不更加热情一点回答人家的微笑？人家
是前辈，又是女同志，没有等待人家俯就的道理。由于写报告累，这一天饭前，他在湖边散
了一会儿步。湖水的炫目的绿光，引动了他的某种情绪。他准备去告诉谢琳：“我从小就爱
读您翻译的书。在我的心中，您和屠格涅夫差不多是一个人。我现在就在您所在的s市市委
办公厅工作。”不，不必提市委办公厅，他转念又想。
就在他这样津津有味地想着的时候，谁想到对面谢琳走来了，从湖光和树影里走来了。
谢琳像通常那样，在距离他六七米的时候便展示她那高贵而又亲切的笑容。
筝的几条弦同时颤响了，也许还有琵琶。绿光闪烁着。
“您好——”他向前赶了两步，向谢琳招呼道。
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还没有来得及伸出手来。这是很奇怪的，就在他走近谢琳
的一刹那，他立即发现谢琳的眼光里根本没有他，谢琳只是在看湖，对着湖微笑。微笑只不
过是谢琳的仪表的一部分。最令人惊异的是，甚至当他走近去叫一声“您好”的时候，谢琳
脸上的笑容并没有消失，甚至于谢琳还应答着他的问好，把头那样微微地略点了一下，如果
不用高速摄像机把她的这个动作录制下来再慢慢地放几遍，他无法断定谢琳是否真的略点了
一下头，但于此同时，他分明看到了谢琳眼睛里的回避、烦乱，也许还有厌恶的神色。她显
然不想与陌生人随便搭话。何况他身上没有任何出众动人之处，他的外表是这样平凡，与谢
琳相比，或者可以说是寒怆。
他没有觉得受辱，只是觉得惭愧，他还是太不了解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了。谢琳的微笑，
既是亲切，更是骄矜，既是装饰，也是盔胄。还有她那似有似无的微笑点头及点头中的烦
乱……无怪乎她译的屠格涅夫著作是那样传神呢。
不过在一年以后，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代潮流中，他被选定为s市市委分管文教工作
的书记。就职不久，赶上一个节日，这里召集了一个文艺界知名人士的茶话会，按每人四块
钱的标准，每个桌上摆着清茶，水果、点心、花生米。
来了许多他素来敬重的头面人物，谢琳也来了，还是那样庄重而又亲切。
他在茶话会上致了词，比他熟悉的“报告”要活泼一些，比他过去熟悉的屠格涅夫要干
巴一些。他的致词引起一片鼓掌声。
致词以后，大家喝茶，交谈。他非常注意全面照顾会场，与这个点点头，与那个握握
手，这儿笑笑，那儿说说。他的样子轻松如意，也多少有一点风度了。其实，既紧张又疲劳。
最后才发现他身后似乎站着一个人，他一回头，原来是谢琳，容光焕发、微笑不已的谢
琳。
他连忙站起来：“谢琳同志，您好，我……”
他仍然没有来得及说出一年前在琵琶湖边想说的话。因为谢琳同志已经热情地握住了他
的手，而且非常谦恭有礼地甚至有点讨好地说：
“请今后多指导……”
然后，谢琳同志走了，仍然是风度翩翩。筝弦好像又响起来了。“她大概根本没有认出
我来”，他想。他定定神，为同桌的几位前辈续茶水。
1979年82年
最宝贵的最宝贵的
作者：王蒙
市委书记严一行参加完追悼会，回到办公楼。他带着一点鼻音，告诉秘书：“小李，你回去吧。”
“晚上七点的常委会……”
“记得的。没你的事了，走吧。”小李新婚，尽量把晚上的时间空给他。
但是李秘书犹犹豫豫，严一行发现了，问道：“还有事么？”
“不……没有……”
小李的支吾更引起了注意，“有话就说！是不是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你们的房子……”
“不是！”小李连忙否认。
“还是对我有意见？坐下谈。希望你能常常说一些我不太爱听的话。”严一行把小李让到沙发上，给他沏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茶。
小李知道，直言不讳，这是书记对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最起码的要求。他说：
“有个情况，曾梦云交代了十年前向他提供陈书记的行踪的人。”
“谁？”严一行浓眉下的眼睛里，射出了愤怒的光芒。
“是……”小李打了一下磕，“蛋蛋。”
“嗯？”严一行一下子僵在了那里。一阵寒风，吹入了他的温暖的胸膛。他听到了自己的不规则的心跳。
“……也可能是曾梦云的捏造……”
“让我再了解一下。”严一行恢复了常态。
小李走了。警卫员送来了晚饭，是他喜爱的韭菜合子。
轻快的脚步。门响了，他抬起头。正是蛋蛋，满面红光，眼睛秀气而又明亮，个子比父亲高出半头，肩膀宽宽。看到爸爸那疑惑的神情，他说：
“我明早就回厂。妈说你晚上不一定回，我跑来给你报喜……”蛋蛋（二十五岁了，家人仍然叫他的小名）抻了一下，为了加强效果。他拉开吊灯，给自己沏了茶，等待着父亲的抚爱的催问。见父亲不言语，他便自己说：
“车间支部通过我……”他等待着祝贺。
但是严一行的目光是冷淡的。蛋蛋误会了，他说：“爸爸，你放心。按你的话，进厂三年，我从来没讲过。只是填表以后，他们才知道我是谁的儿子。我完全是靠自己的表现来争取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
还是没话。蛋蛋不自在起来，他低下头，看见合子，“您还没吃饭……”
“我们一块吃吧。”严一行的嘴角上露出勉强的笑容，“蛋蛋，告诉我，在十年前你陈伯伯被绑架这件事上，你做了些什么？”
“我？和我有什么关系？”蛋蛋的表情健康、开朗，还有几分天真。一瞬间，巨大的希望映亮了严一行的脸孔，他的心也差不多落到了实处。但还是要追根究底。“那么，不是你向曾梦云提供了陈伯伯的行踪？”
儿子的脸色变了。他的过分灵活的眼睛睁大了，呆滞了，他叫了起来：“不是我，爸爸，您别相信，不是我！”
儿子的激动清楚无误地证明了：是他。
“你应该忠诚老实。”严一行说。与其说他的口气严厉，不如说是慈祥的。
蛋蛋结结巴巴地说：“十年前，我才十五岁！”
“陈伯伯入党的时候十五岁。他在敌人的枪口下面，宁死也不把领导人的地址说出来。”
“可那是日寇，而我面对的是当时唯一的左派领导……”
“那个卖身投靠、手上沾满同志的鲜血的野心家，是哪一家子的左派！”严一行威严而又憎恶地说，“陈书记住院是总理批准的，鉴于当时的情况，他住在野战医院，是保密的。然而，曾梦云从你嘴里掏出了情报，唆使那个搞阶级报复的亡命徒，绑架了老陈，他们用那种令人发指的手段……”他说不下去了。甚至在追悼会上，他也没有让自己去回忆这些具体情节。
沉默。挂钟的声音紧张而又嘈杂。
“你害了陈书记，你害了自幼抱着你的陈伯伯。”严一行沉重他说。
“当时曾梦云是坐在这里找我谈话的，说是两条道路由我挑……”
“于是你挑选了哪条道路呢？保全自己，牺牲别人，这不是叛卖又是什么？”
父亲的话像利刃，蛋蛋蜷缩了，簌簌地发抖。“但是，您应该公正些，”儿子没有信心地抗议着，“那时，我是多么诚实，多么轻信啊，我相信名义、旗号和言辞，胜过了相信自己。我真地以为你们都是黑的。我十五年来受到的全部教育都是黑的，我是狗崽子。”蛋蛋厌恶地打了一个寒战，“最初，陈伯母让我给陈伯伯送过一次衣服，不知道曾梦云怎么知道了，可我没想到他们会下毒手……”
“现在呢？直到刚才你还隐瞒着……”
“我……”蛋蛋语塞了，“我能负什么责任呢？承认我是叛徒、告密者？那我一辈子就完了。我一直安慰自己，说不定亡命徒是从另外的渠道弄到了陈伯伯的住处。爸爸，为什么您不早不晚，偏在我入党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在关系我一生前途的关键时刻！”
蛋蛋的话使严一行的心揪在了一块儿。“难道除了你的前途，你的名声、称号之外，再没有值得你考虑，值得你心疼的更宝贵的东西了么？”
“什么宝贵的？”儿子茫然了
“譬如说，我们的主义、道德和良心……”
蛋蛋听错了，他说：“我没有什么别的主意，也没有什么旁人给我出过坏主意。”
“我说的是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严一行爆发了，他砰地拍响了桌子，茶水溅到了手背上，“连这都不懂，你入个什么党！”他大喝道。
二十五年了，蛋蛋还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脾气，他吓呆了。
电话铃响。传来了秘书长的声音：“老严吗？常委已经到齐了。你那里有什么事情吗？”声调里流露着对这位恪守时刻的书记未能按时到会的惊奇。
“啊，对不起，我请三分钟假。”放下电话，他看也不看地向儿子挥挥手。
蛋蛋脸色蜡黄，双眼眍䁖着。他悄悄地退到了门旁。他看到了父亲斑白的头发。他垂下头，小心翼翼地说：“回厂子，我就给党委写一份详细的交代。您别生气……”
严一行抬起头，他看见了低垂着头的儿子额角上的伤疤。那是孩子读初中时英勇救人留下的光荣印记。
“回家去吧。”他点点头。
儿子走了，严一行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这是今天第二次动感情了。头一次是在致悼词的时候，那时的眼泪里，有对老陈的沉痛的怀念，更多的却是欣慰与感激之情。死者的冤案已经昭雪，追悼会的消息明天见报。老陈的家属已经得到了温暖的关怀和妥善的照顾。曾梦云已经陷入人民的怒涛。阶级敌人已经依法逮捕。正气已经伸张，战友当能瞑目。这一切，怎能不让人想在毛主席像前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呢？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
是不是他对儿子太粗暴了？作为市委书记，他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年轻的、要求上进的工人吗？难道只因为他年幼无知的时候曾经被骗、被逼得走投无路？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谴责蛋蛋，也可以找出更多的理由来为他辩护。他是有罪的？无辜的？轻信（马克思认为可以原谅的）抑或是奴颜婢膝（马克思认为不能原谅的）？可爱的？可悲的？可恼的？可恶的？
但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为了陈伯伯的不幸，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摧毁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就像外国故事里的巫鬼，他们劫窃人们的鲜红的心，换上一块黑色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原则，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没有勇气、忠实、虔敬和坚贞，没有热也没有光；只有利己的冷酷，只有虚伪、权谋、轻薄、亵渎，只有暗淡的动物式的甲壳、触角和保护色……要帮助他找回那颗火热的、跳动的心，并且把它铸炼得成熟坚强，使它经得起十二级风和九级浪。要使割除了毒瘤的伟大的躯体成长茁壮、抗毒免疫。要清理废墟，建设起最新最美、防洪防震的社会主义大厦。这，不正是他——市委书记和父亲的责任吗？
他胸膛里像着了火。他的心脏像一面疾敲着的鼓。他命令自己平静下来。站在窗前，看了看灯火辉煌、生气勃勃的城市。他理了理头发和衣服，又遵从医嘱吃了一片“利血平”。他呼唤自己的心脏：
“心啊，你要听话，要好好地跳！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下来！”
他迈着沉着的步子，向会议室走去。
1978年清明节
最后的“陶”
作者：王蒙
回来了，回来了！美好而又可怜的童年回来了！耀眼的、神奇的，洁白得像梦一样
地不可把握不可触摸的雪山回来了！葱茏的、成堆成片的、深远而又宁静的云杉林回来
了！在雪山映照下面，树木绿得发黑，而小小的，一个又一个的水库却又清得发绿。故
乡的冰峰、怪石、沙滩、密林、大河、山涧、瀑布、水花、蜂箱、马群……原来还都好
好的呢！它们仍然是那样真实、那样朴素、那样亲切地等待着你的到来！而你呢？我仍
然是我啊！故乡，童年，大地，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哈丽黛呀，你们的哈萨克女儿，
你们的牧人的后代，你们的在马上生、马上长、马上成|人的哈丽黛姑娘！
伊尔-62型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不过三个小时，催促旅客上飞机的中、英文广播的
声音还停留在耳际，甚至，当飞机的颠簸使她打了一个呃的时候，她的嘴里涌出来的仍
然是北京东四拐角上早点铺的油饼和豆浆的气味。更不要说，即使飞机起飞以后，她的
脑子里仍然装满了化学平衡、当量定律、分子间力与配位理论。当她思考头一天读过的
一篇英语参考资料上提出的对于离子互换反应的一些新的见解的时候，她忘记了她是在
什么地方，她是在做什么去。当与她同机的旅客们似乎有一点兴奋，有一点马蚤乱，他们
正在争相把头伸到舷窗上向外观看而且发出啧啧的赞叹声的时候，她一瞬间并没有反应
过来，她不知道这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只是出于一种盲目的习惯性的模仿，她也把头
向左转去，她一眼看见了阔别六年的天山雪峰，陶（陶是哈萨克语，山的意思）！她从
心底喊了一声，而且随着这一声好像打开了一道闸门：童年，故乡，哈萨克民族的亲人，
这一切就像洪水一样汹涌奔流，把化学、大学、同学、留学和英语、汉语、法语全部冲
跑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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