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这倒是不判自明的。决心一下，一切障碍全给我滚开!决心一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果然，他对陆浩生的揭发嘁喳喀喳就写出来了，态度鲜明，材料丰富，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写得汗流浃背。
祝正鸿犹豫再三，连吸了几支香烟，最后还是没有写包产到户与有关钱文这两条。批判陆浩生就是批判陆浩生，何必再把一个老同事，“死老虎”钱文扯进去呢?他最后一刻，留下了这一条。他想，材料上去，也可能被继续穷追不舍，到那时候，到专案组人员口里出来“钱文”二字的时候，他再补充这一条材料也不迟。关于问包产到户的事他最后也没写，这担的责任太大，而且他也说不清楚，那是一个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的事。更上边，牵扯到中央，他还是不要作(阴平)死为好。一下子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倒干净，底下怎么办呢?
豁出脸皮去写了揭发陆书记的材料也就罢了，偏偏张志远要树立他这个转变立场提高认识的典型，他要召开各种大会小会，让祝正鸿宣讲，让祝正鸿批判陆浩生，而他张志远坐在后面操纵，挑毛病。这一招可真损呀，出这种招数的人生小孩肯定不长屁股眼儿呀!祝正鸿难受万分。这种讲用(也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他只觉得是自打嘴巴给大家听响。就是说，通过讲用，把他祝正鸿逼上绝路，让你永远别再想和陆浩生、和赞成陆浩生至少是同情陆浩生的一伙人修好，让你当众宣布：“我是一个随风转舵的小人，我已经检举揭发了陆浩生，我已经把自己卖了!”祝正鸿推辞再三，说是自己还没认识清楚啦，说是得了喉炎声带炎嗓子发不出声音来了，说是自己不敢见人，太惭愧了，还需要再提高提高再讲了……总之他嗫嗫嚅嚅，扭扭捏捏，就是不肯讲。张志远苦口婆心，春风化雨，我说你服，我打你通，一看二帮，耐心教育，反正你同意也得讲你不同意也得说。说急了，祝正鸿突然豁出去了，他说：“我妈死了，我没有心思在大庭广众下讲什么话。我妈说我是她跟一个老革命家结合的产物。我还要找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叫林远，爱吃六翅鸡……”
“什么?什么?你说你的妈妈是……你妈妈是哪里人?”张志远的眼睛睁了老大，他完全慌乱了。
“我妈妈说，她学习了样板戏《红灯记》，她认为现在不是我寻找生父的时候……妈妈是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去世的。”
张志远深深锁上了眉头，他的样子好像是突然变小了变矮了，他也没有那么威风了。原来，祝正鸿常常想是张志远掌握着自己的身家性命，自己的一切都捏在张志远的手心里，他可以让你平安、进步、光辉神气，也可以让你低头、丧气、无地自容直至家败人亡。不管他的稀奇古怪的念头有没有一点点根据，就是说，哪怕他想的纯粹是痴人说梦，他也只想哭着抱住张志远的腿，叫一声“亲爹”!积十余年之经验，他深深体会到，政治运动一来，领导就是亲爹!
但是这一瞬间，张志远好像泄了气，他萎缩了，困惑了，衰老了。
“您看，志远同志，我已经尽了我最大力量，我可以写材料供领导上分析参考，但是您就别叫我去各种会议上去讲啦，那我……那对我来说是太难啦!”
张志远的鼻子，若有若无地出了一股粗气。
祝正鸿只觉得背后有一道冰蛇蠕动着，他一惊。他抬头看了看张志远，张志远的样子又变了，他既不膨胀也不收缩，既非循循善诱，也非泰山压顶，他的样子活像一块石头，他的眼皮低垂，他的脸部的肌肉与线条一动不动，他的面部毫无表情，直如一具雕塑。
十秒钟过去了，三十秒钟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张志远一动也不动。
祝正鸿急躁起来，他如坐针毡，为自己说的不伦不类的话无地自容。然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是一切金玉良言中的最最核心的金玉良言。他从来都知道，都身体力行了的，但是今天是怎么了呢?莫非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毛主席有办法让每一个坏人跳出来，不想跳也得跳，从来不跳的也要跳，咬紧牙关的最后也得跳……毛主席怎么就那么有办法，吾辈就那么不中用!
张志远开始玩弄自己的手指。他用右手搓弄着左手的食指，又捻又摸又弹，然后把左手的食指放到鼻孔前闻一闻，好像刚刚用左手搓过脚丫似的。
忽然，张志远拍响了桌子，“你混蛋!你要干什么?你破坏文化大革命!你转移运动的大方向!你干扰我们反对旧市委的斗争!为什么自己写的材料却不可以说?你革什么命?能写不能说，这是什么两面派逻辑?谁不知道你的那点算计，又要投文化大革命之机，又怕将来翻过来你吃不了兜着走，你三心二意，你糊弄毛主席，你东拉西扯地胡说八道些什么?谁信你的鬼话?现在什么时候?现在什么主题?你在编造什么样的谎言?谁能信你!”
张志远说话的时候眼睛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眼睛收缩的时候眉骨便突出出来，特别是他的嘴巴，当他表示愤怒的时候，他的嘴抿了又抿，牙床错过来又磨过去，再一撇一撅，这种嘴巴使正鸿想起动物园里的狮虎狼豹，原来人的嘴巴也可以显示这种食肉动物的残酷和威风。张志远的目光也变得犀利起来，直射得正鸿不敢正视。
就在张志远盛怒地大义凛然地对他批评帮助的时候，突然，他伸出手来握了一下，甚至于可以说是捏了一下祝正鸿的手。
祝正鸿大惊，他的上身如乱箭钻身，又疼又热；他的下身如冰水浸泡，麻木呆板。箭钻完了是火燎，冰冻完了是抽筋，他的血液一阵又一阵地向头部潮涌，他的上身特别是脊背麻酥酥地颤抖。他首先从生理上就彻底垮了。
我完了，想不到就这样完啦。然而，他依稀看到了妈妈的容颜，听到了妈妈的声音：“你要掏大粪去!”他流泪了，他也拍了一下桌子，他说：“好吧，我要和旧市委斗争到底!志远同志，你说吧，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
……临离开张志远的办公室的时候，张志远再次握住了他的手，他拍了拍他的肩膀，搂了他一下。张志远转过了脸去。于是，祝正鸿也把脸转过去了。张志远说：“你应该相信我，我说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祝正鸿不敢判断，然而，他觉得张志远的声音呜咽了。
后来，祝正鸿并没有到大会上去宣讲，而只是在人数有限的场合讲了讲他提高认识，与旧市委划清界限的一些体会。
这段时间，祝正鸿的体重减少了七公斤。他想起了早在运动初期一位工农出身的老干部的话：“毛主席的领导，就是触及灵魂!你想睡踏实觉?你想不掉肉?没门儿!”
两个月后，祝正鸿被定性为革命的领导干部，而根据“最高指示”，要成立革委会，实行革命群众、革命的领导干部与解放军代表的三结合。他参加了革委会的工作，说是张志远提名他担任政工组副组长。有人分析说，他这个政工组的职能范围超过原来的组织部加宣传部。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当成了副组长，级别虽然不会明确提升，然而他的实际地位却不知道要比早先显赫多少。祝正鸿警告自己不可翘尾巴，他仍然是谦虚谨慎，小心翼翼。与领导人个别谈话的时候，他立场态度都很鲜明，毫不动摇地跟着毛主席司令部走。由他来讲什么话或指导下属的时候，他是全部照本宣科，全部官话，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他的一切“提法”都有中央文件可循。在其他场合，他则一声不吭，绝不显示自己是如何如何革命。即使如此，他仍然时时感到了周围人的异样的目光，本来嘛，别人都成为审察对象乃至成为革命对象，而他呢，那么早就被结合进了革委会，成了“文化革命”中的幸运过关者了。谁能没有想法呢？……果然，一九七八年后，他又成众矢之的。市委的干部够不着王、张、江、姚，够不着林彪、叶群，也够不着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憋了十几年的火，受了十几年的罪，他们能够出气的对象恰恰是祝正鸿之流的没有像他们一样受迫害的人。一连许多年，祝正鸿抬不起头来。……他常想，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就是马克思复活了，也没有对付的办法。有一次他把他的这个看法告诉一位同志，那个年轻人大声说：“如果马克思生活在中国，如果马克思赶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不这，老人家早被打死了！”他听着太刺耳了。他转过了身去。
狂欢的季节
王蒙
（四）
第十一章
两地一心，在犁原倾心《庄子》的时候钱文也迷于《庄子》。许多年后，钱文仍然很欣赏“逍遥派”这个“文革”专用名词。逍遥，本来出自《庄子》，这个词首先是好听，其次是美丽，一见到它就觉得受用。逍——遥——，阴平——阳平——飘摇，招摇，娇娆，妖娆，萧条，还有迢迢，寥寥，悄悄，萧萧，这些词的发音都好得不能再好，而最好的是逍遥。庄子的用意也好，他的北冥南冥，翼若垂天之云，怒而飞，御风而行，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都那么自由，那么畅快，那么广阔，那么无束无拘。作为一种想象，作为一种风格，作为一种境界，他是钱文的梦。小学时候，他半懂不懂的读——不，只能说是看——过一点《庄子》，他对逍遥二字一见钟情，他看着这两个字有一种长大了才说得出来的不饮而醉的感觉。
然而这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背道而驰的，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是背道而驰的，与“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使命是背道而驰的。打江山的人逍遥不了，坐江山的人更逍遥不了，吃皇粮的，有一官半职的都逍遥不了。他钱文选择了革命，也就是选择了使命，选择了奋斗，选择了匆忙，选择了终生的浴血奋战。选择的结果……他成了“文革”当中的逍遥派，而且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那么多“逍遥派”，这不是东方哲学东方政治的奇迹吗?这不是南辕北辙，画虎成犬，龙种下出了一窝窝跳蚤么?在史无前例、风雷雨电、山崩地裂、瞬息万变的大革命运动之中，在震动世界、触及灵魂、要死要活、人人发狂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最后那么多的人在其忧如焚的同时其乐逍遥，不上班，不斗争，不学习，不汇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是后人能够相信的么?
他也想起卢梭的一条理论，在某种情况下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平等乃至民主，因为，除了君临天下的唯一人物外，大家都变成了一个样儿。想想看，刘少奇揪出来了，朱德被说成是大军阀，彭、罗、陆、杨揪出来了，省委书记们全部打倒了，文艺界的四条汉子揪出来了，各地的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党组书记、著名作家著名评论家全都无例外地揪出来了，不分左派右派，不分老(解放)区新区，不分老党员新党员非党员，不分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也不分级别高低待遇好坏，不分谁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全都变成了一个鸟样，我是乌龟你他娘的是王八，我是资产阶级你狗日的是修正主义，我反党你该死的反社会主义，我是败类渣滓你是狰狞丑恶，我坐喷气式你戴高帽子，我是公安六条规定的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几种人，你是专政对象，谁也不比谁好，也就是谁也不比谁坏，真是天下大同物我无间天赋人权平等博憎齐善恶而同祸福，还有什么不平?还有什么不甘?还有什么不服?还有什么不满不快不宁不肯罢休?
钱文胡思乱想：革命(狭义的，即专指夺取政权)恐怕也要有自己的规律的吧：当最多是百分之一的人口是革命者的时候，革命是伟大的悲壮的，理想的崇高的，是有可能赢得另外百分之十、二十最多是三十的人口的敬佩与追随，拥戴和崇拜，从而带动大多数后知后觉者，观望者和困惑者，随大流者和易兴奋者，风卷残云，翻天覆地，从事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的。而当百分之三十、五十、直至九十的人口宣称自己是革命者、或被宣称被要求成为革命者的时候，革命自然就大大地贬了值，革命变成了过日子的唯一出路，成了非如此不可的饭碗、规章、条文、套话，成了混世混事保头颅和饱肚胜利的招牌；那些自封的和被封的非革命不可者当中，就会有百分之三十至九十的毫无革命气味的稀里糊涂者、谁来给谁纳粮者、打着革命招牌谋私利者，如果不是更坏的投机者和骗子的话。这样子的俗人，一旦没有书记处长天天管着他们，他们不去逍遥，难道要让他们去真的革起命来?
你试图让所有的鱼儿化作飞龙，结果江河湖海里堆满的是鲫瓜子；要求所有的鸟儿翱翔为雄鹰，结果雄鹰为了从众也变成了灰家雀；指望六亿神州尽舜尧，结果并不是舜尧而是侏儒的大量繁殖吞没了东西南北；以最华美最高超最超前的思想理论治国，造就出来的却是成吨的乡愿和成千吨的唯唯诺诺。寂寞啊，伟大的导师!
人人革命的结果必然是除了反革命的都革命，也就是除了革命者只剩下了反革命才不革命，这样，既扩大了消解了革命也扩大了并消解了反革命，最后，是取消了革命，真逍遥假逍遥，一起逍遥起来……
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打入冷宫的“右派分子”们，当初，不叫他们革命了的时候，他们是何等地孤苦伶仃，向隅而泣，浑若丧家之犬啊。等到“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看到那么多比自己幸福百倍、崇高百倍、神气百倍、显赫百倍——有的干脆就是当年批判自己搞臭自己的“左派”天之骄子们纷纷落马、游街、挨打、喷气式、抄家、关牛棚、坐正式的监狱、跳楼上吊抹脖子服毒拧开煤气龙头，其命运还不如当年的右派们呢，那么，在震惊和恐惧的同时，“右派”们会不会因了自己的处境不再那么孤单而感到某种卑劣的幸灾乐祸的安慰，并从而变得逍遥一些，心安理得一些，或者用后来时行的一种说法，叫做变得比较能够自我认同一些了呢。
当然，这种境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文革”开始，钱文一再地诚惶诚恐，心惊肉跳，谨小慎微，时时刻刻觉得什么事即将发生，而且北京也一再传过来什么大字报上点了他的名，什么会议上批了他的诗之类的消息。他已经拟好了检查交代材料和检举材料，从运动的第一天他就思考一旦被关进牛棚，他到底检举谁。已经不像反右时候那样幼稚了，检举的要义在于既要应付运动，又要明举暗保，不能做缺阴德、搞得生孩子不长屁股眼儿的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却始终没有等到什么大事情。“文革”已经将钱文遗忘，也就是说钱文已经被“文革”排除。钱文的政治智慧还表现在他的饮食与大小便上，运动一开始，他自觉地减少了饮食。一听到口号声锣鼓响，他立即进厕所。请想一想，万一这响动着的革命小将是冲着他来的，而他膀胱里直肠里屎尿充裕，那能不出洋相吗?从厕所出来，他还要抢先披一件上衣，他必须有所准备，也许被揪去游街批判六个小时一天一夜，穿得太少了，冻死岂不是活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已经细腻到了什么程度啦!
更大的智慧当然还多，但那就比较一般啦，不如上面的细节更感人。比如运动一开始钱文他就含笑烧掉了所有的字纸，其中有诗稿，也有他在雁北台权家店劳动改造时候与东菊之间的通信，那个时候他们写的信也许未来完全可以当做抒情散文来发表的。甚至于，连宝宝襁褓时期他们为他记的“婴儿日记”他也一把火送走了，不用说，给婴儿记日记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有哪个贫下中农玩这个?最可贵的是，他焚烧这些字纸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遗憾，往事已经太多，包袱已经太重，感受已经如磐，生命已经陷入了泥沼。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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