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门
铃而化为灰烬。不是抢匪，胜似他们，门铃一响我就四处乱躲，为自己的形体的客观性而沮
丧万分。一切都是这种不可承受的存在之过招来的。
幸好，只是收电费。缴完电费顺手给了电业局的她一包烟。她太匆忙，没有时间留下微
笑，摩托车哆哆哆地冒着青烟。摩托车在月光下像一只饥饿的狐狸。我呢，一株荆蒿。
你说，你建议我把六十年代初期未能发表的短篇小说《初春》写下来，凭记忆尽可能地
恢复，然后注明原委。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因为你说你喜欢这个故事。
我谢谢你啦。
我说这种苏联模式的故事也可以不写啦。即使写也不能是老样子。比如说要写这个青年
在等待，但他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他两眼发直，明察秋毫而丧失视力。他本来已经弄到了
护照弄到了签证，他考取了“托福”。他已经花了两千多（或者再多）美元，但他忽然又不
想去了。他问自己，既然阿猫阿狗都在出国都在反思都在更新观念都在写信口开河的小说和
更加信口开河的评论，他得了博士又怎么样呢？进入“博士后”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好问
题。英国人就是这样，你提出一个他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便绅士风度地称赞你提了个“g
ood estio”“好题儿”，就像电影《金色池塘》里，孙子骂爷爷“放屁”
以后，爷爷说：“good words”——
“好词儿”。
那么还写不写姑娘呢？写姑娘还有什么新意呢？要不写个母夜叉？当然不是孙二娘而是
服用类固醇的铁饼冠军，不。还是写个刚刚吃了大剂量的镇静剂的女子吧，从“小鲍庄”来
的。写来到图书馆以后就站到了期刊架前。她站着，站着。青年愣着，愣着。你和我也都愣
着。后来才发现，原来电子石英时钟停摆了。没换电池。
我兴奋起来，我说这可能是一篇好小说，一篇倍儿“潮”的小说，甚至，这是超第九代
的“好词儿”。
你笑了。
我的文学想象的翅膀迅猛翱翔，可以是一个个体户等待一位公关小姐。可以是一只狗等
待一只猫。可以是一排中程导弹等待拆除。可以是一位港客等待一艘缉私船。可以是一个杀
手等待肯尼迪总统。可以是一个瞎了眼的母亲等待从台湾归来的儿子。可以是一个蜘蛛等待
一只苍蝇。可以是蚊子等待哪怕是美术馆画上的光润的人体。可以是正等待不等待无等待伪
等待……
这时，你打了哈欠。
我说，我还没有给你讲完呢。
你一笑，说：“那就继续下去呢。”
电话铃响，通知我明天在第七会议室开会，进南门。
又一个电话，问泡好了的海参要不要，每斤七块多钱。小伙子在工会图书馆等着姑娘，
他看到许多人，也有熟人。
他很奇怪，为什么他等的人，就硬是不来，而他没有等的人来了一个又一个呢？60年
代初期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带着得意。我说，这种心情是在我等待你的时候体会到的。那天
你领了票去怀仁堂看莫斯科歌剧院表演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我等你等了七个小时，我
不停地望着窗口，望着东四大街。我说过许多次了。
你轻轻叹息，目光变得温存。你告诉我，你收到了钟秀的信。这对患难夫妻终于离婚了。
即使等到了，也会离婚的吗？
我不能回答。然而并没有等到，我说。不，我说错了，我的旧日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
的：终于那个眼睛黑得像春夜一样的姑娘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英俊得多的青年，比如说，
我的描写暗示他是一个劳动模范，一个共青团小组长，或者是夜大学的优秀学生。那时我完
全相信苏联作家协会书记伊萨柯夫斯基的抒情诗里的姑娘，爱的是佩戴奖章的年轻人。这使
我们的图书馆管理员尴尬而且酸楚。他彬彬有礼地为这一对显然的情侣服务，为他们找出了
艾芜的小说《雨》和巴甫连柯的《幸福》。我的六十年代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闭馆了，人们散去。xx（那个管理员，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一个人沿着
积雪没有化净的林间小路走向宿舍区。他闻到一种只有初春的夜晚才闻得到的类似酸梨的气
味，他祝福那个姑娘和那个比他好得多的青年。他分辨着天上的明亮的与暗淡的星星。为什
么星星模糊了，难道他已经蒙上了一层泪水？他不好意思地笑了。雪还没有化尽，绿草已经
萌生。他好像看到了那个未来的真正属于他的姑娘的温柔的眼睛。那个姑娘还在远远的地方
等着他呢……
我不能保证这一切都是原文。特别是关于气味的描写。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的听觉嗅觉都
特别好。直到三年以前也还是非常好的。我描写气味的文采一定比现在恢复的那两句话抒情
得多。我推敲每一个字的平仄。把60年代的旧作拿出来，教授和研究生，就会称道我的
“炼句”的功夫了。我让他们满意过的。
“而抒情也已经过时了。”你说。
我问是吗。他们和她们只是那样说“过时”罢了。刘索拉对汪曾祺说：“你们这一代人
爱得太沉重了，而我们爱得轻松。”汪曾祺问道：“轻松？”我1988年6月份在伦敦见
到了刘索拉。她说：“我现在只是一个人。”她说话的样子不像她宣布过的那样轻松。
“后来呢？”你又问。
后来他下放乡下去了。后来他30多岁了没有结婚。后来经人介绍搞了个“对象”。对
象，这是哲学，也是生产劳动。他们常吵。不像张贤亮，绊一跤就会碰见温顺的羊羔李秀芝
和人间尤物马缨花。再后来他也就到年龄啦，退休啦，窝囊和牢马蚤啦，要个“职称”啦，托
人给孙子买一架钢琴啦……
“然而他总算在一个初春的夜晚等待过。”你说。“这个……请你给我倒一杯酒。最好
给你自己也倒一杯。”
你倒了酒，说：“你喝得太多了。”
是太多了。都太多了。所以变得太少了和一无所有了。我便只把酒杯碰了碰唇边，让杯
中的酒在房中慢慢消散，放出那涩苦的芳香，让酒香想念它的主人和它的前生。
然后我们都有一点失眠。
说“有一点”，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失眠就像怀旧，以及干脆还有爱情和文学。早已经
过时了。没有旧可怀的人有福了。他们一定会在个什么《自由谈》上写用不着怀旧的“批
评”文字。
1979年89年3月
春 之 声
王 蒙
咣地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岳之峰的心紧缩了一下，又舒张开了。车身在轻轻地颤抖。人们在轻轻地摇摆。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摇篮啊!夏天的时候，把衣服放在大柳树下，脱光了屁股的小伙伴们一跃跳进故乡的清凉的小河里，一个猛子扎出十几米，谁知道谁在哪里露出头来呢?谁知道被他慌乱中吞下的一口水里，包含着多少条蛤蟆蝌蚪呢?闭上眼睛，熟睡在闪耀着阳光和树影的涟漪之上，不也是这样轻轻地、轻轻地摇晃着的吗?失去了的和没有失去的童年和故乡，责备我么?欢迎我么?母亲的坟墓和正在走向坟墓的父亲!
方方的月亮在移动，消失，又重新诞生。唯一的小方窗里透进了光束，是落日的余辉还是站台的灯?为什么连另外三个方窗也遮严了呢?黑咕隆冬，好象紧接着下午便是深夜。门咣地一关，就和外界隔开了。那愈来愈响的声音是下起了冰雹吗?是铁锤砸在铁砧上?在黄土高原的乡下，到处还靠人打铁，我们祖国的胳膊有多么发达的肌肉!呵，当然，那只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来自这一节铁轨与那一节铁轨之间的缝隙。目前不是正在流行一支轻柔的歌曲吗，叫作什么来着——《泉水叮呼响》。如果火车也叮咚叮咚地响起来呢?广州人可真会生活，不象这西北高原上，人的脸上和房屋的窗玻璃上到处都蒙着一层厚厚的黄土。广州人的凉棚下面，垂挂着许许多多三角形的瓷板，它们伴随着清风，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悦着心灵。美国的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真不知道基辛格听我们的杨子荣咏叹调时有什么样的感受。就剧锣鼓里有噪音，所有的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吗?反正火车开动以后的铁轮声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下一站，或者下一站的下一站，或者许多许多的下一站以后的下一站，你所寻找的生活就在那里，母亲或者孩子，友人或者妻子，温热的澡盆或者丰盛的饮食正在那里等待着你。都是回家过年的。过春节，我们的古老的民族的最美好的节日，谢天谢地，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年了。再不会用“革命化”的名义取消春节了。
还真有趣。在出国考察三个月回来之后，在北京的高级宾馆里住了一阵——总结啦，汇报啦，接见啦，报告啦……之后，岳之峰接到了八十多岁的刚刚摘掉地主帽子的父亲的信。他决定回一趟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这是不是个错误呢?他怎么也没想到要坐两个小时零四十七分钟的闷罐子车呀。三个小时以前，他还坐在从北京开往x城的三叉戟客机的宽敞、舒适的座位上。两个月以前，他还坐在驶向汉堡的易北河客轮上。现在呢，他和那些风尘仆仆的，在黑暗中看不清面容的旅客们挤在一起，就象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甚至于他辨别不出火车到底是在向哪个方向行走。眼前只有那月亮似的光斑在飞速移动，火车的行驶究竟是和光斑方向相同抑或相反呢?他这个工程物理学家竟为这个连小学生都答得上来的、根本算不上是几何光学的问题伤了半天脑筋。
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谁让他错投了胎?地主，地主!一九五六年他回过一次家，一次就够用了——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二十二年!而伟人的一句话，也够人们学习贯彻一百年。使他惶惑的是，难道人生一世就是为了作检讨?难道他生在中华，就是为了作一辈子的检讨的么?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在不停地转动，车间洁净敞亮，没有多少噪音。西门子公司规模巨大，具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才刚刚起步。赶上，赶上!不管有多么艰难。哞，哞，哞，快点开，快点开，快开，快开，快，快，快，车轮的声音从低沉的三拍一小节变成两拍一小节，最后变成高亢的呼号了。闷罐子车也罢，正在快开。何况天上还有三叉戟?
尘土和纸烟的雾气中出现了旱烟叶发出的辣味，象是在给气管和肺作针炙。梅花针大概扎在肺叶上了。汗味就柔和得多了。方言的浓度在旱烟与汗味之间，既刺激，又亲切。还有南瓜的香味哩!谁在吃南瓜?x城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没有见卖熟南瓜的呀。别的小吃和土特产倒是都有。花生、核桃、葵花籽、柿饼、醉枣、绿豆糕、山药、蕨麻……全有卖的。就象变戏法，举起一块红布，向左指上两指，这些东西就全没了，连火柴、电池、肥皂都跟着短缺。现在呢，一下子又都变了出来，也许伸手再抓两抓，还能抓出更多的财富。柿饼和枣朴质无华，却叫人甜到心里。岳之峰咬了一口上火车前买的柿饼，细细地咀嚼着儿时的甜香。辣味总是一下子就能尝到，甜味却埋得很深很深。要有耐心，要有善意，要有经验，要知觉灵敏。透过辛辣的烟草和热烘烘的汗味儿，岳之峰闻到了乡亲们携带的绿豆香。绿豆苗是可爱的，灰兔子也是可爱的，但是灰色的野兔常常要毁坏绿豆。为了追赶野兔，他和小柱子一口气跑了三里，跑得连树木带田袭都摇来摆去。在中秋的月夜，他亲眼见过一只银灰色的狐狸，走路悄无声息，象仙人，象梦。
车声小了，车声息了。人声大了，人声沸了。咣——哧，铁门打开了，女列车员——一个高个子，大骨架的姑娘正洒利地用家乡方言指挥下车和上车的乘客。“没有地方了，没有地方了。到别的车厢去吧，”已经在车上获得了自己的位置的人发出了这种无效的，也是自私的呼吁。上车的乘客正在拥上来，熙熙攘攘。到哪里都是熙熙攘攘。与我们的王府井相比，汉堡的街道上科可以说是看不见人，而且市区的人口还在减少。岳之峰从飞机场来到x城火车站的时候吓了一跳——黑压压的人头，压迫得白雪不白，冬青也不绿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一九四六年学生运动，人们集合在车站广场，准备拦车去南京请愿，也没有这么多人!岳之峰上大学的时候在北平，有一次他去逛故宫博物院，刚刚下午四点就看不见人影了，阴森的大殿使他的后脊背冒凉气。他小跑着离开了故宫，上了拥挤的有轨电车才放心了一点。如果跑慢了，说不定珍妃会从井里钻出来把他拉下去哩!
但是现在，故宫南门和北门前买入场券的人排着长队。而且不是星期天。x城火车站前的人群令人晕眩。好象全中国有一半人要在春节前夕坐火车。到处都是团聚，相会，团圆饺子，团圆元宵，对于旧谊，对于别情，对于天伦之乐，对于故乡和童年的追寻。卖刚出屉的肉馅包子的，盖包子的白色棉褥子上尽是油污。卖烧饼、锅盔、油条、大饼的。卖整盒整盒的点心的。卖面包和饼干的。x车站和x城饮食服务公司倾全力到车站前露天售货。为了买两个烧饼也要挤出一身汗。岳之峰出了多少汗啊!他混饱了《环境和物质条件的急骤改变已使他分辨不出饥和饱了》肚子，又买到了去家乡的短途客车的票。找给钱的时候使他一怔，写的是一块二，怎么只收了六角呢?莫非是自己没有报清站名?他想再问一问，但是排在他后面的人已经占据了售票窗口前的有利阵地，他挤不回去了。
他怏怏地看着手中的火车票。火车票上黑体铅字印的是120元，但是又用双虚线勾上了两个占满票面的大字：陆角。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简直象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密码。“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买一块二角的票她却给了我六角钱的?”他自言自语。他问别人。没有人回答他。等待上车的人大多是一些忙碌得可以原谅的利己主义者。
各种信息在他的头脑里撞击。黑压压的人群。遮盖热气腾腾的肉包子的油污的棉被。候车室里张贴着的大字通告：关于春节期间增添新车次的情况，和临时增添的新车次的时刻表。男女厕所门前排着等待小便的人的长队。陆角的双钩虚线。大包袱和小包袱，大篮筐和小篮筐，大提兜和小提兜……他得出了这最后一段行程会是艰难的结论。他有了思想准备。终于他从旅客们的闲谈中听到了“闷罐子车”这个词儿，他恍然了。人脑毕竟比电脑聪明得多。
上到列车上的时候，他有点垂头丧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事实如此。事实就象宇宙，就象地球，华山和黄河，水和土，氢和氧，钛和铀。既不象想象那样温柔，也不象想象那么冷酷。不是么，闷罐子车里坐满了人，而且还在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地往人与人的缝隙，分子与分子，原子与原子的空隙之中嵌进。奇迹般地难以思议，已经坐满了人的车厢里又增加了那么多人。没有人叫苦。
有人叫苦了：“这个箱子不能压。”一个包着头巾的抱着孩子的妇女试探着能不能坐到一只箱子上。“您到这边来，您到这边来。”岳之峰连忙站起身，把自己的靠边的位置让了出来。坐在靠边的地方，身子就能倚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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