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上，这就是最优越的“雅座”了。那女人有点不好意思。但终于抱着小孩子挪动了过来。她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不踩着别人。“谢谢您!”妇女用流利的北京话说。她抬起头。岳之峰好象看到一幅炭笔素描。题目应该叫《微笑》。
叮铃叮铃的铃声响了，铁门又咣地一声关上了，是更深沉的黑夜。车外的暮色也正在浓重起来嘛。大骨架的女列车员点起了一支白蜡，把蜡烛放到了一个方形的玻璃罩子里。为什么不点油灯呢?大概是怕煤油摇洒出来。偌大车厢，就靠这一盏蜡烛照亮。些微的亮光，照得乘客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影子。车身又摇晃了，对面车壁上的方形的光斑又在迅速移动了。离家乡又近一些了。摘了帽子，又见到了儿子，父亲该可以瞑目了吧?不论是他的罪恶或者忏悔，不论是他的眼泪还是感激，也不论是他的狰狞丑恶还是老实善良，这一切都快要随着他的消失而云消雾散了。老一辈人正在一个又一个地走向河的那边。咚咚咚，噔噔噔，嘭嘭嘭，是在过桥了吗?联结着过去和未来，中国和外国，城市和乡村，此岸和彼岸的桥啊!
靠得很近的蜡灯把黑白分明的光辉和阴影印制在女列车员的脸上。女列车员象是一尊全身的神像。“旅客同志们，春节期间，客运拥挤，我们的票车(票车：铁路人员一般称客车为票车。)去支援长途……提高警惕……”她说得挺带劲，每吐出一个字就象拧紧了一个螺母。她有一种信心十足，指挥若定的气概，以小小的年纪，靠一支蜡烛的光亮，领导着一车的乌合之众。但是她的声音也淹没在轰轰轰，嗡嗡嗡，隆隆隆，不仅是七嘴八舌，而且是七十嘴八十舌的喧嚣里了。
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组。收购大葱。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在这些温暖的闲言碎语之中，岳之峰轮流把体重从左腿转移到右腿，再从右腿转移到左腿。幸好人有两条腿，要不然，无依无靠地站立在人和物的密集之中，可真不好受。立锥之地，岳之峰现在对于这句成语才有了形象的理解。莫非古代也有这种拥挤的、没有座位和灯光的旅行车辆吗?但他给一个女同志让了“座位”。不，没有座，只有位。想不到她讲一口北京话。这使岳之峰兴致似乎高了一些。“谢谢”，“对不起”，在国外到处是这种礼貌的用语。虽然有一个装着坚硬的铁器的麻袋正在挤压他右腿的小腿肚子。而另一个席地而坐的人的脊背干脆靠到了他的酸麻难忍的左腿上。
简直是神奇。不仅在慕尼黑的剧院里观看演出的时候；而且在北京，在研究所、部里和宾馆里，在二十三平方米的住房和一三和三三二路公共汽车上；他也想不到人们还要坐闷罐子车。这不是运货和运牲畜的车吗?倒霉!可又有什么倒霉的呢?咒骂是最容易不过的。咒骂闷罐子车比起制造新的美丽舒适的客运列车来，既省力又出风头。无所事事而又怨气冲天的人的口水，正在淹没着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的人的劳动。人们时而用高调，时而又用低调冲击着、替代着那些一件又一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坚韧不拔的工作。
“给这种车坐，可真缺德!”
“你凑合着吧。过去，还没有铁路哩!”
“运兵都是用闷罐子车，要不，就暴露了。”
“要赶上拉肚子的就麻烦了，这种车上没有厕所。”
“并没有一个人拉到裤子里么。”
“有什么办法呢?每逢春节，有一亿多人要坐火车……”
黑暗中听到了这样一些交谈。岳之峰的心平静下来了。是的，这里曾经没有铁路，没有公路，连自行车走的路也没有。阔人骑毛驴，穷人靠两只脚。农民挑着一千五百个鸡蛋，从早晨天不亮出发，越过无数的丘陵和河谷，黄昏时候才能赶到x城。我亲爱的美丽而又贫瘠的土地!你也该富饶起来了吧?过往的记忆，已经象烟一样，雾一样地淡薄了，但总不会被彻底地忘却吧?历史，历史；现实，现实；理想，理想；哞——哞——咣气咣气……喀郎喀郎……沿着莱茵河的高速公路。山坡上的葡萄。暗绿色的河流。飞速旋转。
这不就是法兰克福的孩子们吗?男孩子和女孩子，黄眼睛和蓝眼睛，追逐着的，奔跑着的，跳跃着的，欢呼着的。喂食小鸟的，捧着鲜花的，吹响铜号的，扬起旗帜的。那欢乐的生命的声音。那友爱的动人的呐喊。那红的、粉的和白的玫瑰。那紫罗兰和蓝蓝的毋忘我。
不。那不是法兰克福。那是西北高原的故乡。一株巨大的白丁香把花开在了屋顶的灰色的瓦瓴上。如雪，如玉，如飞溅的浪花。摘下一条碧绿的柳叶，卷成一个小筒，仰望着蓝天白云，吹一声尖厉的哨子。惊得两个小小的黄鹂飞起。挎上小篮，跟着大姐姐，去采撷灰灰菜。去掷石块，去追逐野兔，去捡鹌鹑的斑烂的彩蛋。连每一条小狗，每一只小猫，每一头牛犊和驴驹都在嬉戏。连每一根小草都在跳舞。
不，那不是西北高原。那是解放前的北平。华北局城工部(它的部长是刘仁同志)所属的学委组织了平津学生大联欢。营火晚会。“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地上的鲜花是什么人来栽?”一支又一支的歌曲激荡着年轻人的心。最后，大家发出了使国民党特务胆寒的强音：“团结就是力量……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信念和幸福永远不能分离。
不，那不是逝去了的，遥远的北平。那是解放了的，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首都。那是他青年时代的初恋，是第一次吹动他心扉的和煦的风。春节刚过，忽然，他觉察到了，风已经不那么冰冷，不那么严厉了。二月的风就带来了和暖的希望，带来了早春的消息。他跑到北海，冰还没有化哩。还没有什么游人哩。他摘下帽子，他解开上衣领下的第一个扣子。还是冬天吗?当然，还是冬天。然而是已经联结着春天的冬天，是冬与春的桥。有风为证，风已经不冷!风会愈来愈和煦，如醉，如酥……他欢迎着承受着别人仍然觉得凛冽，但是他已经为之雀跃的“春”风，小声叫着他悄悄地爱着的女孩子的名字。
那，那……那究竟是什么呢?是金鱼和田螺吗?是荸荠和草莓吗?是孵蛋的芦花鸡吗?是山泉，榆钱，返了青的麦苗和成双的燕子吗?他定了定神。那是春天，是生命，是青年时代。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房里，在猎户星座和仙后星座里，在每一颗原子核，每一个质子、中子、介子里，不都包含着春天的力量，春天的声音吗?
他定了定神，揉了揉眼睛。分明是法兰克福的儿童在歌唱，当然，是德语。在欢快的童声合唱旁边，有一个顽强的、低哑的女声伴随着。
他再定了定神，再揉了揉眼睛，分明是在从x城到n地的闷罐子车上。在昏暗和喧嚣当中，他听到了德语的童声合唱，和低哑的，不熟练的，相当吃力的女声伴唱。
什么?一台录音机。在这个地方听起了录音。一支歌以后又是一支歌，然后是一个成|人的歌。三支歌放完了。是叭啦叭啦的揿动键钮的声音，然后三支歌重新开始。顽强的，低哑的，不熟练的女声也重新开始。这声音盖过了一切喧嚣。
火车悠长的鸣笛。对面车壁上的移动着的方形光斑减慢了速度，加大了亮度。在昏暗中变成了一个个的影子的乘客们逐渐显出了立体化的形状和轮廓。车身一个大晃，又一个大晃，大概是通过了岔道。又到站了。咣——哧，铁门打开了，站台的聚光灯的强光照进了车厢。岳之峰看清楚了，录音机就放在那个抱小孩的妇女的膝头。开始下人和上人。录音机接受了女主人的指令，“叭”地一声，不唱了。
“这是……什么牌子的?”岳之峰问。
“三洋牌。这里人们开玩笑地叫它作‘小山羊’”。妇女抬起头来，大大方方地回答。岳之峰仿佛看到了她的经历过风霜的，却仍然是年轻而又清秀的脸。
“从北京买的么?”岳之峰又问，不知为什么这么有兴趣。本来，他并不是一个饶舌的人。
“不，就从这里。”
这里?不知是指x城还是火车正在驶向的某一个更小的县镇。他盯着“三洋”商标。
“你在学外国歌吗?”岳之峰又问。
妇女不好意思地笑了，“不，我在学外国语。”她的笑容既谦逊，又高贵。
“德语吗?”
“噢，是的。我还没学好。”
“这都是些什么歌儿呀?”一个坐在岳之峰脚下的青年问。岳之峰的连续提问吸引了更多的人。
“它们是……《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女同志说：“欣梅尔——天空，福格尔——鸟儿，布鲁米——花朵……”她低声自语。
他们的话没有再继续下去。车厢里充满了的照旧是“别挤!”这个箱子不能坐!”“别踩着孩子!”“这边没有地方了!”……之类的喊叫。
“大家注意啦!”一个穿着民警服装的人上了车，手里拿着半导体扬声喇叭，一边喘着气一边宣布道：“刚才，前一节车厢里上去了两个坏蛋，混水摸鱼，流氓扒窃。有少数坏痞，专门到闷罐子车上偷东西。那两个坏蛋我们已经抓住了。希望各位旅客提高警惕，密切配合，向刑事犯罪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车上的乘客象小学生一样地齐声回答。
乘务警察满意地，匆匆地跳了下去，手提扩音喇叭，大概又到别的车厢作宣传去了。
岳之峰不由得也摸了摸自己携带的两个旅行包，摸了摸上衣的四个和裤子的三个口袋。一切都健在无恙。
车开了。经过了短暂的混乱之后，人们又已经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各人说着各人的闲话，各人打着各人的瞌睡，各人嗑着各的瓜子，各人抽着各人的烟。“小山羊”又响起来了，仍然是《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她仍然在学着德语，仍然低声地歌唱着欣梅尔——天空，福格尔——鸟儿，和布鲁米——花朵。
她是谁?她年轻吗?抱着的是她的孩子吗?她在哪里工作?她是搞科学技术的吗?是夜大学的新学员吗?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吗?她为什么学德语学得这样起劲?她在追赶那失去了的时间吗?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吗?她为什么学德语学得这样起劲?她在追赶那失去了的时间吗?她作到了一分钟也不耽搁了吗?她有机会见到德国朋友或者到德国去或者已经到德国去过了吗?她是北京人还是本地人呢?她常常坐火车吗?有许多个问题想问啊。
“您听音乐吧。”她说。好象是在对他说。是的，三支歌曲以后，她没有揿键钮。在《第一株烟草花》后面，是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闷罐子车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轻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着。
车到了岳之峰的家乡。小站，停车一分钟。响过了到站的铃，又立刻响起了发车的铃。岳之峰提着两个旅行包下了车。小站没有站台，闷罐子车又没有阶梯。每节车厢放着一个普通木梯，临时支上。岳之峰从这个简陋的木梯上终于下得地来，他长出了一口气。他向那位女同志道了再见。那位女同志也回答了他的再见。他有点依依不舍。他刚下车，还没等着验票出站，列车就开动了。他看到闷罐子车的破烂寒伧的外表：有的地方已经掉了漆，灯光下显得白一块、花一块的。但是，下车以后他才注意到，火车头是蛮好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内燃机车绿而显蓝，瓦特时代毕竟没有内燃机车。内燃机车拖着一长列闷罐子车向前奔驶。天上升起了月亮。车站四周是薄薄的一层白雪。天与雪都泛着连成一片的青光。可以看到远处墓地上的黑黑的、永远长不大的松树。有一点风。他走在了坑坑洼洼的故乡土地上。他转过头，想再多看一眼那一节装有小鸟、五月、烟草花和约翰·斯特劳斯的神妙的春之声的临时代用的闷罐子车。他好象从来还没有听过这么动人的歌。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
(选自《人民文学》1980年5月号)
无论对王蒙本人还是对新时期小说创作，《春之声》都是一篇值得重视的作品。这个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热忱地表现和歌颂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大地出现的新的希望和转机，揭示出一个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主题。作者曾以直面现实的勇气揭露出我们生活进程中出现的曲折和矛盾，但他并非只是一味地描绘社会生活的阴暗侧面，相反，他总是注意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准确把握时代本质，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鼓舞。《春之声》通过主人公岳之峰在闷罐子车里由见闻引起的丰富联想，让人们聆听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大步迈来的铿锵脚步声。从困难中露出希望，冷峻中透出暖色，使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在艺术表现上，《春之声》或许更值得我们重视。它是新时期文学中率先运用“意识流”手法写成的小说。它突破了传统的人物、情节、环境的描写方式，而把反映现实生活的焦点集聚在人物心理内象的直接袒露上，以有限的篇幅充分展示主人公在特定的环境中涌现出的复杂、丰富的内心活动，意识的自然流动，通过对人物内心图景的细致描绘，勾勒出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命运遭际和思想性格，同时也表示出社会生活丰富而又纷杂的面影。小说采用“放射性结构”，有力地突破了时空的限制，纵笔所向，今昔中外、乡风城貌，了无拘牵，以极精练的笔墨表现出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此外，意味深远的象征，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描述，也是其艺术上的显著特色。
春节
春节
作者：王蒙
坐在火车上，我静听机轮“咣当”“咣当”地响，这声音将把我送到北京，送到春
节的欢悦里。
车厢里烟气弥漫，有人玩扑克牌，有人嗑瓜子，有人打盹；他们上车时候的高兴心
情，都被这旅途的倦怠磨灭了。只有我，为自己的秘密所激动，幸福地望着灯火阑珊的
远方。
车过丰台了，再快一点儿啊！
一年半前，我考到太原工学院。头年春节，由于表现自己的刚强吧，也许还有别的
傻气的念头，我明明没事也不肯回家。错过了一个春节，再等第二个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同学们真有意思，我回北京呆不上两星期，他们还成群结队地送我，我的好朋友—
—也是全班顶好的学生——金东勤，狠命地和我握手。上车十分钟，就想开他们了，再
加上考试成绩不太体面（连一个五分都没有），起初在车上像有点心事似的……
不过，考试，同学，这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了，现在，家，就要到啦。
一进门，全家轰动起来。妈妈正在包饺子，小弟弟拿面杖敲着案板，大喊：“好哇，
真好哇，哥哥回来啦！”谁都说我胖了，我一顿饭能吃七个馒头么；只有妈说我瘦了，
而且眼圈还红了红。
我往过去自己睡的铺上一靠，马上弟弟把全家的“物资”运送过来：
“哥哥，快吃，这是南丰橘，这是国光苹果，这是榛子——可有好些空的，这，这
是咱们家的剩馒头……”
而妈妈在一边嚷：“一肚子心火先别吃那些，擦把脸，烫烫脚，吃点挂面睡一觉
吧。”
就这样，旧历二十九，我回到了家。
大年三十儿，我排了一下午队，好容易买了两张戏票。往家走的时候，爆竹声已经
密起来。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与女附中的同年级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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