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开晚会、
过班日、远足旅行。我也认识了她们班主席沈如红，我和她都爱看苏联小说，聊起天来
词儿特别多。她的脸形，穿的衣服，都特别像小孩子。如果打上领巾，和人说话的时候
眼睛一眨一眨，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我们两班在一起时，她总
爱嘲笑男同学，而我总是第一个起来反攻，互有胜败。毕业以后，她响应教育局的号召，
留下做教师，调到郊区新成立的中学，没有升大学。一年半以来，我在太原，仍然常与
她通信。她的信不多，但是充满热情和关心。从上了大学，我好像忽然懂得了，在我们
的友谊中，有一种那么纯真、美好，值得珍惜的东西。真奇怪，中学时代竟没有觉得，
等到离得远了，她却万分亲近起来，她从北京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被我读了又读，想
了又想，于是不论上课、打球、散步，我都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次春节回北京，
我已经下了决心，要去看她，去和她谈，也许幸福就落在我们身上。我和金东勤说过，
他赞成，而且祝福我。
大年初一，我拿着两张戏票出城找沈如红去了。
来到校门口，简直难以相信待会儿就要见着她。她胖了么？眼睛是不是还一眨一眨？
对我来，惊奇？欢迎？还是冷淡？我请她看戏，她高兴去吗？虽然我并不迷信，却恨不
得对着什么祈祷一回。
沈如红跑出来，没等我“观察”她的神色，就拉着我到她屋里去。她说：“我想，
你今天一定会来。”我说：“我在太原，怎么今天一定会来？”她说：“过春节了你还
不想妈么？想妈，还能不来北京么？来北京，还能不找我来玩么？”从她谈话的口气，
我猜，她一定是教几何的，这样懂得逻辑推理。
我按照早在太原就准备好了的，和她神聊起来。我谈山西的酒和醋，学山西话，描
绘工学院教授们的形形色色，谈第一遭出远门的感想，我谈的都是有趣的、逗笑的、生
动的。我希望自己的每一句话都使她快活。
她听着，慢慢地点头，眼睛不眨，也没有笑。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一见面就是我自说自笑。于是我说到半截打住了。
她这才笑了，说：“你呀，还跟从前一样淘气。”
淘气，淘气，我难道是小孩子？我没回答，打量她住的屋子。一间小西房，简单而
干净。小书架上堆满书。全屋只有一件“贵重物品”：桌上放着一个留声机。
“好阔气呀！”我摸着留声机，问她，“多少钱买的？”
她脸微红着告诉我，一星期以前，学校评奖优秀教师，她做初一的班主任有成绩，
得了这个奖品。
“你真好！”我去握她的手，“把你的优秀事迹告诉我吧。”
“哪有优秀事迹？”她分辩说，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扣好上衣的一个扣子，
“我喜欢我们班的孩子，他们也喜欢我。就是这么回事……”
她有点变了，不是头发的样式，不是长相，不是说话的声音，变了的不在这里。在
她说我淘气的时候，在说到“我们班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前真的是一个大人，
一个老师了。这种感觉使我不由对她尊敬起来。
“刚做教师的时候，我还为自己的前途惋惜呢，特别是接到同学们的来信，情绪就
更波动。你记得我们班的学究、近视眼的黄书萱吗？她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物理。同学
们有的留苏，有的上大学，我却留下教书，可是，孩子们教育了我，为了这样的孩子，
难道不应该献出一切吗？我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儿生长起来了。”
我想：她的心灵是多么高尚呀。
“大学生同志，你可过得好？”她问我。
“就算不坏吧。”我马马虎虎地说。
我又想起来，问她：“黄书萱在莫斯科哪儿？”
她说：“她们可棒了，她学了一年俄语，去年九月到的苏联。就在我们唱的那个
‘列宁山’上，她说，在那儿上课，俄语跟不上，开头跟驾云呀似的，啊，我这儿还有
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来的信。我好奇地、羡慕地看着信封上的苏联邮戳，我原来也被保
送去考留苏预备生，因为功课不好没考上，黄书萱的信使我想起这段伤心的事，脸也红
了。
“邮票呢？”我问她。
“送给孩子了。”
这时听见一片喧闹，有人敲门，沈如红的眼睛亮了，她骄傲地告诉我：“我的学生
们来了。”
“老师过年好！”“老师您好！”六个矮矮的男女学生围上沈如红问好，沈如红一
一地回答了他们。
他们瞧见了我，小声问她：“这是谁呀？”
沈如红说：“他姓王，我过去的同学。”
“王老师您好！”大家向我行礼。
“我可不是老师！”不知怎的，这些学生来，使我不太高兴，他们使我不能单独与
她在一起。
“老师，您看！”一个孩子掏出一个泥捏的小娃娃，送给沈如红。又一个孩子拿出
自己做的书签，书签上画着滑稽人。第三个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笔刻成的精致小船。……
最后一个孩子拿出一个面刺猬，他说：“老师，您要是看腻了就可以把它吃喽。”大家
都笑了。
沈如红拉开抽屉拿出一叠小本子，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他们要求沈老师为他们写几
句话，于是她仔细地一本一本地写起来。孩子们围着她、挤着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我羡慕地看着他们。孩子们挨沈如红是那么近，沈如红扶着他们的肩膀，摸着他们
的头发。我听着他们的话声和笑声，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
觉得，对于沈老师，我这个“淘气的”大学生又算什么，还不如这些孩子，更亲近，更
可爱呢。
沈如红组织他们开起联欢会来了。一个孩子唱歌，一个孩子说笑话，一个孩子学口
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鸡母鸡都来了。沈如红又给他们讲了一段童话，安徒生的《海
的女儿》……怎么没个完啊？我气恼了，气沈如红：你忘了我吗？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
小鬼打发走？也气这些孩子：真讨厌，你们就瞧不见沈老师这里有一位“远方的客人”
吗？最气的，还是自己：你满腔热情地从太原来到北京，买了戏票，大年初一不陪妈妈、
弟弟玩，倒跑到这里“罚坐”！
“请王老师来一个吧！”送刺猬的小孩提议。
他们鼓掌。
“我什么都不会。”说完我就走到一边，看着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红的影子，她
抬起头来，望着我。我回头一看，遇到她那样深重的责难眼光，我不知所措……
沈如红说：“来，我们听张唱片吧。”看也不看我，就去打开留声机，上紧弦，开
始放唱片。
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
迎接着黎明多么心欢……
温柔的男高音唱起来了。在我的中学时代，我们曾经多少次地唱这支苏联歌曲呀。
我们班和她们班，我和她，曾经多么亲切地共同唱这支明朗的歌儿啊。
后来孩子们走了，已经快到十二点。我应该说点什么了，否则一切希望就要破灭。
我口吃地说：“我喜欢‘列宁山’这个歌。”
她点头。
我说：“我们一块唱过。”
她说：“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会，我憋红了脸，急急地说出来（因为稍一停顿我就说不下去了）：
“下午你有空吗？一齐去听京戏吧。我买了票，听完戏，咱们聊聊……”
她说：“你一提下午我想起来啦，你记得周大个儿吗？”
“周大个儿是我们班的同学，当然记得。”
她高兴地告诉我：“周大个儿可不简单呀，他上了体育学院，当上排球选手啦。你
知道他是用左手杀球的，总是出人意外地取胜。去年保加利亚排球队来的时候，他还上
场了呢。今天下午，他们有一场排球表演赛，送了我一张票。对了，你去不去？你要去，
我给他打个电话再要一张。”
原来是这样。那个周大个，那个说话嗓音像破锣、数学考过五十分的周大个儿居然
成了选手，居然受到沈如红的赞美，沈如红说他“可不简单啦”。不简单，不简单……
看来，我只有走了。
沈如红留我吃饭，我摇头。沈如红和我谈天，我结结巴巴答不上来。我告辞了几次，
走出来。她说要送我走一段路，我也拒绝了。最后我们握手，我无望地紧握着她的暖和
的有力的小手。
快到京戏开演时间了，我得赶回城里。进城后，买了两个馒头，迎着风，一口一口
地啃着馒头，走向戏院。
谢谢张云溪和张春华，他们的精彩表演——《猎虎记》，使我暂时忘掉了上午的不
愉快，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勇武豪侠的世界里。
回到家，晚饭吃得很少。妈妈以为我病了，摸着我的脑门试温度，又问了我老半天。
夜里，躺在床上，总也睡不着。爆竹声一直不断，一声比一声急。还恍惚可以听见
小孩的叫喊，女人的笑声和“春节特别广播节目”中的音乐。人人都欢度春节。可我呢，
我翻来覆去，久久地思索：这次回家，这次过春节，是什么破坏了我的兴致，使我烦恼
起来？因为沈如红吗？不，事实上我没向她表示什么，她也没拒绝。但是我不想再表示
什么。从太原到北京，一路上曾经那样使我幸福，使我迷恋的东西，好像已经不重要了。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渐渐地，渐渐地，我懂了，来到北京，来到老同学的身旁，我觉得我缺少那么一种
东西。在沈如红的留声机中，在她和孩子共同的笑声里，在“列宁山”歌儿的旋律中，
在周大个儿的排球上，在黄书萱的莫斯科来信中，以至于在京剧演员张云溪的筋斗里，
都有一种那么充实，那么骄傲，那么使人羡慕和使自己仿佛变得高大起来的东西。我呢？
马马虎虎地上了大学，空着手回到了故乡，什么都没有。
生活里常常这样，他按照作息时间表起床，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顺利，一切也莫
过如此。但是，一旦向四周一看，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后头，于是，心疼痛了。
第三天，接到金东勤的来信：“……现在是三十儿晚上，给你写信。你高兴吧？有
个家在北京真是天大的福气。告诉你，我们这儿也很好，现在正举行化装舞会呢……我
和小胖商量好，一过初三就组织个补习俄文的小组，咱们班不是俄文没考好么？可惜你
不在，要不然可以做咱们组文体干事，咱们一块学习……”
这信，我看了又看，然后告诉妈妈：“明天我就回太原去。”妈妈和弟弟纳闷，也
有点难过，我明明还可以再住十天，一年半没见了，回来了又急着要走。可是，我不能
等了，我想立刻回到学校，学习，读书，锻炼身体，和同学们在一起，往前赶，往前攻。
原谅我吧，妈妈！
当我坐着火车，在汽笛声中缓缓离去的时候，偷偷掉下了一滴眼泪。是舍不得自己
的家吗？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是惋惜春节过得太快？不如说是留恋。旧日在一起的姑
娘们呢？她们都很好。春节过得热闹、轻松，而且满足。而且今年春节来得早，雪都快
化了。
生活在飞，人也变了，他们都有的可夸耀，得奖啦，当选手啦，去苏联留学啦。瞧
沈如红和孩子们这个笑哇，笑得房都要塌了。连张云溪得的掌声都比往年多，他谢了七
次幕。
我咬了咬牙，那真正辉煌的生活是要到来了。等明年春节，我就要放着一片金光回
家来喽。那时候我去听戏，去找沈如红，去看周大个儿的排球……
就是为了这，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想了老半天；就是为了这，我坐在火车上忍不住掉
下泪来……
1956年
淡灰色的眼珠
1969年春末的一个中午，我的房东老大娘的继女桑妮亚，带着她的井然有序的五个
小不点儿，到她继母家——也就是“我们家”来喝奶茶。喝茶是在室外的凉棚下面进行的，
差不多每年雪刚化——有时候残雪还未尽消，一天三顿饭就在室外进行了。伊犁的维吾尔人
是非常重视呼吸新鲜空气的，或者用他们的一种粗犷的说法，多在户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
“吃空气。”喝了一碗又一碗，馕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想起一句维吾尔谚语来了：“因为富才把钱花光，因为馕多才把茶喝光。”诚然如
此，馕与茶的关系是这样的：愈吃馕就愈想喝茶，愈灌奶茶就愈想吃馕，良性循环。循环完
了，桑妮亚和她的继母便嚼起茶叶来，满嘴都是砖茶的剩叶子，咀嚼得津津有味。这时，桑
妮亚的小三和小四之间忽然爆发了“文攻武卫”，两个小丫头吐字不清地却是分明地骂出了
最最最侮辱女性的语言，而且小手乱扑乱抓。桑妮亚要骂，却被剩茶叶堵住了嘴，呜呜呜地
叫了几声以后，好不容易把正嚼得有滋有味儿的碎茶叶吐到了碗里，大喝一声：
“该死的，用你们的脑袋喂狗去吧！”
有效地用棒喝制止了武斗以后，桑妮亚抓起碗里的茶叶，似乎是准备来个“二进宫”，
但这时她看见了我。我正在用瓦片磕擦砍土镘上挂着的泥，整裤脚、系鞋带，准备上工。她
不好意思把吐出的茶叶再抓回来嘴里，便把茶重新放下，把碗一推，问我：“听说您调到二
队去了，是吗？”
“是的，大队书记让我到二队去了。”
“那你认识马尔克木匠了吧？”她问。
马尔克木匠，哪一个是马尔克木匠呢？
阿依穆罕大娘从容地把茶叶碎渣（已经嚼得其碎如粉了）吐净，对她继女说：“马尔克
傻郎又不在队上劳动，老王上哪认识他去。”
马尔克傻郎？呵，想起来了，四天以前，我去二队队部办公室找会计开条子领劳动补助
粮，曾碰到一个高大，英俊、黑头发、大眼睛（眼睛这样大的人并不多见），眼珠发蓝、高
鼻子、大手大脚的男子，他的形象，用《史记》里的语言是称得起“美丰仪”、“伟丈夫”
的。这个美男子正在为口粮问题与会计争吵，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大，而且一口一个“伟大导
师教导我们说”。少年老成的会计一脸倦意，根本不理会他的喊叫。见到我进来，小老会计
欠了欠身，用无力的手与我走过场式地一握。我说明来意以后，他慢腾腾地、艰难地拉开抽
屉，找纸、找笔、找图章和印油，用十分钟的时间给我开了一个本来用十秒钟就可以开好的
条子。
这个期间，“伟丈夫”紧紧握了我的手，自我介绍说：
“马尔克”，又用汉语说：“我是木匠”。
“您懂汉话？”我问。
他从鼻子眼里一笑，问会计：“队里到底给不给我口粮？”
会计回答：“拿你的小摇床去黑市换小麦去吧！”
马尔克骂了一句，但他骂人的样子并不凶恶，倒是一副斯文相和笑眯眯的，好像他是在
说一句甜言蜜语。然后他又大叫道：“伟大导师教导我们，人总是要吃饭的，不吃饭就不能
干活！你们……”
“明天到瓜地浇水去，上工就给粮食，这是革委会的规定……”
“他们完全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毛主席说，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连
连地摇头，叹息，伤心地走了。
桑妮亚和她的继母说的大概就是他了，难道他的外号叫“傻郎？”
我点点头，告诉阿依穆罕妈妈和桑妮亚妹妹，马尔克木匠我已经见过了。
“你见过马尔克木匠的妻子阿丽娅吗？”桑妮亚问。
我模仿当地人用舌头“啧”了一响，表示否定。
“阿丽娅是整个毛拉圩孜公社最漂亮的女人。”桑妮亚拉长了声音，用唱歌一样的声
调，笑眯眯地说。说的时候，她眯着眼睛，略略向前探着头，鼻梁上方，眉间下方，出现了
可爱的细小的皱褶，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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