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幸。一想到自己写过诗有过激|情(哪怕是革命激|情，反正他不够格)动过脑筋有过不安和不快有过眉头深蹙和动辄怔忡的“前科”，用高来喜的话来说，至今也还没有“骟净”，他相信自己确是罪该万死。他期待的只是掌握了真理也掌握了历史，掌握了群众也掌握了暴力的强人猛人们能宽大赦免自己，他期待的是恩如泰山威如泰山，叫你死你就得死叫你活你就得活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能偶而手一哆嗦，他们能从万岁的指缝间溜过去；用他学到的一句维吾尔人的话来说，叫做饶了我那一小勺肮脏的血吧。当他干脆承认自己是傻瓜是弱者是胆小鬼是低能儿是胸无大志但求苟活但知听喝的可怜虫的时候，他可不是放下了惴惴不安的心!他甚至从而连吃咸菜也吃出了味道，吃胡萝卜也不拉红屎了!
活着有多好，吃饭有多香!
而他熟睡以后，当深夜醒来或者半睡半醒的时候，他会突然面对巨大的黑洞，巨大的无物没有边也没有底。他禁不住内心的战栗。
然后，他最多是突兀地长叹一声罢了。
……他着实害怕血污，害怕一条生命被宰割时的抽搐和颤抖。在农村，他亲眼看过阉割动物的场面：是一群小公牛，放牛娃挟紧它们的颈，兽医用利刃割破它们的睾丸皮，一挤，带一点类似人吃东西时吧唧嘴的响动，两个带着紫色微血管网状纹络的睾丸就挤出来了，那牛犊居然没有哼一声，兽医用药棉棍蘸一点碘酒抹到了伤口上，然后把牛臀一拍，牛犊向前走去，也就齐了。下一个再如法炮制。事情简单得出乎意料，比人拉完屎擦屁股还省事。
然而他看到了刚刚被阉割完毕的牛犊的已经毁灭了的棒棒残留部分的抽搐和颤抖。那抽搐和颤抖表现了无力与无望的痛楚，这痛楚甚至令钱文不但恶心，而且连自己的棒棒也随之而酸痛起来。钱文不由得痛恨自己：多么没有出息，这样的人还居然当了共产党员呢!
更不要说牲畜被宰杀时的悲鸣、溅血、瞠目、抽搐的样子了。一把钢刀，抹断脖颈，那压在屠夫的膝下的孽畜的眼珠子一下子凸胀出来，是惊恐也是仇恨，是完全的出乎意料，也未尝没有怨恨，恨极了眼珠子便凝固在那里，然后是——他觉得是长久地抽搐和颤抖。生不足畏，死不足畏，令钱文想起来便万分恐惧的是死于非命的生与死之间的漫长的过渡的痛苦。他一旦想起这种过渡，他宁愿承认自己是一事无成的胆小鬼。
刘小玲的死又是怎么样的呢?她充满了生的愿望生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她临死时候的抽搐是多么恐怖。一条命就这样消失了。死鱼的眼睛和肚皮应验又应验了。
……其实他最不希望的事是他在怀疑什么，他拒绝怀疑更拒绝不满，拒绝穷根究底，拒绝恐惧：他再也不想恐惧了，拒绝陷入黑洞，拒绝抽搐，拒绝翻上死鱼式的眼睛。他绝对不能把辉煌的殿堂的支柱拆移，他无法想象庞贝式的地震与坍塌。他面对黑洞感到的只有肃穆，只有虔敬，只有无奈与无望的清明的踏实——他只想知道所有这一切究是为了什么，或者是什么都不为?什么都不为也不足大惊小怪，人生不能解释的事情本来已经太多太多，再加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罢了。他只想知道痛苦与不痛苦，意义与无意义究竟有没有不同。他只想知道天亮以后会发生什么或不会发生什么。他只想知道除了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还有没有别的等待的方法。
这一切感觉甚至于对东菊也说不清楚。他试过几次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倾诉给东菊，东菊说：“没有那么严重。不要太多想。”这样说完了钱文便无法再说下去。
这次对于刘小玲的死的震惊，又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了。
而没有疑义的是等待的必需。所有的智慧和意志，同情和想象，勇敢和怜悯，恐惧和希望，所有的勇敢和力量，都集中起来，凝结在一个词两个字里，他愿意用血写出这两个字——
等待!等待呀!
他们住在离城市不太远但已经属于农村的两间土屋里。房屋是用生土坯砌成的墙，歪歪扭扭。没有顶棚，每间屋各有一根裸露的房梁与搭在上面的稀稀落落的椽子。你躺在床上欣赏这梁和椽子，你会担心它们的瘦弱和稀疏，究竟能不能支应得住挡风挡雨的屋顶。
房梁和椽子都没有经过太多的加工，它们虽然剥掉了树皮，却没有锯成或锛成刨成方子或圆子。它们保留着原来在树上的生长的风姿。弯曲的木梁像是驼背的老人。各条椽子有的打着麻花，有的一头粗一头细，有的带着黑色木结，有的这一头是一根，另一头却分成了两叉，像是一个大弹弓柄。清晨醒来或中午小憩的时候，他很喜欢观赏这不同形状的保留着树林气息的梁椽，他觉得这里边多有趣味——说不定不规则的排列里隐藏着某种天机。
屋里按照据说是当地俄罗斯族的习惯粉刷成淡蓝色。当地人每年春天都要粉刷房屋，买一些廉价的石灰，掺上一些蓝颜料，给公家做事的人则干脆免费拿来办公室里的蓝墨水，掺到石灰浆里，再为了避免掉色而往灰浆里加上许多盐——或者按当地的习惯叫做咸盐，用家家必备的长柄横刷子足足地刷它一遍。这样的带着石灰气味的淡蓝的里墙，显得相当可爱。
而从外看，则是污浊的黄泥巴墙，东倒西歪，麦草暴露，牛粪和煤炭等污染了墙壁，屋顶也是起起伏伏，根本不平坦——估计这和梁椽的不规整有关，梁椽的承力极不均匀，顶子自然高高低低。远看这样的屋子，更像是儿童玩的黄土泥，似乎泥巴并未变干变硬，用只大手把房一捏，房屋就会随着变成十分任意的形状。他一见到自己住的房子就想起“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的对联。或者更准确一点，应该把对联改作“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远缺锻炼人”吧。他来到这里的农村的冠冕堂皇的名义，就是“锻炼”。他将锻炼成崭新的钱文，那当然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后的事。
他们的外屋很小，除去一条通往里屋的窄路，外屋铺起了稍稍架高的地板，这大概就正像汉族农民的炕吧?看来原先的设计是全家人睡在外屋，而把稍大的里屋变成客房或者活动室。这里的许多人家都是这样的，全家挤在一个小小的炕上，而把大房间留给客人。可能他们也认为把客人往里让得越深入，就越发显示待客的热情了吧。
然而钱文与东菊按照自己的意思住到了里屋，而让儿子住在了外屋。
外面是漆黑的夜，风声时大时小，房间里的铁炉已经烧得很热，炉壁透出了幽美的红光，靠近炉火也确实是热得烤人，从窗户缝里仍不断有彻骨的寒气逼进来。以至你无法断定这间房子的所以令人感到不适究竟是由于太热还是太冷。他们曾对儿子说过：“不要离炉火太近，你要知道白薯就是这样烤熟了的。”儿子问：“可这儿哪里有白薯?”是的，哪里有白薯呢?倒是有不少土豆。他们在灶灰里烤熟过土豆。吃烤土豆，这使钱文想起苏联。全中国都在批评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说是赫鲁晓夫在匈牙利说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匈牙利人将会吃到更多更多的一种类似“土豆烧牛肉”的菜肴。吃上土豆烧牛肉大概算不上什么共产主义，那么吃不上呢?天呀，你看他的思想是多么反动!谢天谢地，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吃得上土豆烧牛肉的啦。他没有不好的意思。
真是奇怪，为什么会让他到这边来，到如此靠近土豆烧牛肉的地方来。这边离苏联太近了，离苏联近就像离装扮成美女的白骨精太近一样，似乎有一种危险。当然，中苏边境阴森可怖，想到这条边界的森严有利于心理的平安。向这里迁移的时候他们经过霍城县的清水河子。人们说那里离苏联只有四十公里了。他用眼睛往雾气蒙蒙的那边看了看，只有几株白杨。在白杨的那一边会是怎么样呢?他偷偷地听过莫斯科的华语广播，广播讽刺说中国儿童现在唱的歌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为此，苏联的对华广播特别播放聂耳的《卖报歌》给中国听众听……
那边至少还可以跳华尔兹舞，可以写爱情诗，可以在抒情歌曲里歌唱姑娘房间里不灭的灯光；那边的电影里也还有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有大海，有街头花园的簇簇花坛，有漂亮的男女青年述说他们对于幸福的向往，而我们这里一切有趣味的有生活的有美感的有灵气的东西全部批成了革命的死敌。他在伊犁河岸眺望过下游，说是下游就是苏联了。下游同样是一团团烟雾。苏联的歌曲喜欢歌唱他们的雾，扎哈罗夫的“啊，雾啊，我的雾，弥漫的雾啊……”索洛维耶夫·谢多依的“……穿破迷雾，通向海洋”……千秋万代的友好，镰刀与斧头的一样的鲜红的战斗的旗帜，转眼间成了死敌。逝者如斯夫，只剩下了团团迷雾。
这个白天，钱文和东菊在小镇的十字路口看到了法院的告示。这边刚刚枪毙了两个企图叛逃到苏联的人。是两个来自四川的汉族人胆敢叛逃去了苏联，百姓说他们是死催的。逃到苏联的人被遣送回来了，据说，在被押解送回的时候他们高呼“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打倒新沙皇!打倒勃列日涅夫!砸烂勃列日涅夫的狗头!打倒……”他们“觉悟”了，然而已经晚了，等待他们的是漆黑的枪口，是五花大绑，是死刑布告上罪犯姓名上面的大红叉。
一个当地的半大小子——一个上过一年中等技术专科学校的少数民族农民告诉钱文，说是死刑犯是拉着手风琴唱着俄罗斯民歌越过了国界。胡说，越境者才没有那个胆子，也没有那个素质。他们九死一生地跑过去，再必死无生地遣送回来。哪里有拉手风琴的浪漫?连饭都吃不上的人会有手风琴吗?然而，这种荒谬的说法仍然使他心坠上了铅。他没有办法想象这一切，苏联已被宣布为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一个向往国际共产主义的叛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傻瓜(死刑告示上说他是富农家庭出身，一贯思想反动)拉着手风琴唱着例如是《山楂树》(还是《纺织姑娘》?)冒死越界，先被那边审了一个六够(他以为那个蓝眼睛的姑娘在那边等待他么?)然后喊着打倒砸烂的口号押解回来，五花大绑，公审公判，游街示众，验明正身，嘎——咕，崩裂的头颅，满身的鲜血……他是怎样颤抖和抽搐的呢?
然后是遍身血迹的刘小玲。小报上说她死前发出了惨痛的呼喊。钱文和东菊读小报上关于刘小玲的报道读得全身冷战。然后是毛主席十几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挥着巨手，《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赞歌唱得何等壮丽!是天安门前革命小将的欢呼与热泪。(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痛哭?)是满山遍野的打倒和砸烂。是到处不受约束不受节制的批判、揪斗、游街、殴打、自杀、他杀、大字报、大串连……人生得意须尽斗，莫使金鞭空对月。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啊，你的哪根筋突然通过了高压电?
“小玲是太惨了……”他补充说。他像是在说废话。
“你又在大喘气。”东菊无可奈何。大喘气是相声里常用的语言，意思是一个人不把话说完整，一句话说上半句，过上一段时间又补下半句。
风声忽然尖锐和凄厉起来。声音在颤抖，在刺裂，在切割，在呜咽哭泣。根据经验他们判断是一块破布被风刮到了树尖上，也许是一块纸头，那声音就更加可怖。还有些怪声来自他们的窗子。他们的窗户缝上已经糊了一些纸条，没有完全封死，为了多少流通一点空气。这样，由于冷热悬殊，冷气强有力地向室内挤压，有缝的地方、没有缝的地方、纸条糊得牢牢的地方与糊得不太牢固的地方，多少掀起来了一点空隙的地方，分别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吹风挤风堵风抖风钻风的声响，而糊窗子的纸条也就吱吱叽叽嘟嘟咕咕地抖颤起来，如虫鸣鸟叫，如虎啸马嘶，如鬼哭狼嗥，如吹响了笛子后笛膜在颤动。当然，这是魔鬼的笛子啊!闻之毛骨悚然。屋里的冷热更加不均了。他们的脸烤得红烫，他们的后脑勺却被冷风吹得生疼，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到底是来到了哪里呢?刘小玲，刘小玲到底又是谁呢?
……“毛主席有首词，说是‘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他老人家要把昆仑山砍三截，送到亚欧美三大洲，让全球同此凉热。”
“明天，我们给窗户缝上再糊一层纸条吧。”
“别说全球了，就咱们一间屋，都弄不成一个凉热!”
“太伟大了，太伟大了。这样伟大的人那真是几百几千年才出一个呀!”
“《介绍一个合作社》里说是全体社员过年的时候吃的饺子也是一个味儿的。那倒挺好的，以后过年，用不着各家包各家的饺子了，全国一个样，说多大个就是多大个，说吃韭菜全吃韭菜……”
“呀，太厉害了。我在北京时就感觉到，很多的人实际上并不接受反修防修的方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方针……包括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他们也是想不大通的。或者是坚持毛主席的方针，那就必须把他们全揪出来，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就是并不准备当真实行那种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方针。这回倒好，全都揪出来了，干脆全给你折(读阴平)了，那就叫一网打尽!你不服就是不行，毛主席就是洞察一切!靠的是一帮中学生!大学生!毛主席老人家他怎么琢磨出来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是真的老了……”
“连农民都反映：现在毛主席多么高兴呀!你看看纪录片!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他咧着嘴这个笑呀，全打倒了，就剩他一个人了，太痛快了……”
“嘘……”
“没有我们的事。我们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还能拥护谁呢?”
他们看看周围，周围没有旁人。儿子在外屋已经睡着。没有人在一旁，他们也要时时表白自己是“好人”是要“革命”的，即使传播了一些不正确的流言蜚语，也立即有所批判有所认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上有天下有地隔墙有耳，它们都可以作证：他钱文和叶东菊生是毛泽东的人死是毛泽东的鬼，他们虽然时有迷惑，但最终对于毛主席只有死心踏地四个字。他们和八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绝无区别，他们是大大的良民。
“现在也挺好。原来以为到边疆来能干一番写作呢，现在明白了，干不成了，都干不成了，也就踏实啦。”钱文苦笑着说。
东菊唔了一声。
他们接着议论当地边陲小城的事，寒风中在党委大门前的停车场上静坐的红卫兵“小将”们要干什么呢?他们多冷呀。这里是边远地区，什么事都比内地慢个两拍。内地已经如火如荼地批判开了刘少奇的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里的有限的几个高中高师中专的小将们才学着样闹将了起来。他们坐在党委门前，要求党委主要领导人出来向大家检讨自己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这里的主要领导人死活不肯出来与小将们见面，派了一个三把手与大家磨磨唧唧。这里的各级领导基本上是带兵打仗出身，懂得服从命令，懂得一级一级向下压任务检查工作听汇报发指示发脾气训斥下属接待上级对上说一不二对下正颜厉色对群众既关怀又鼓励又教育又高高在上白着眼看人说话官腔官调。这里的领导人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付学生，而这些屁事不懂的娃娃好像是得到了毛主席的令箭，好像是毛主席告诉他们如今老革命们都不行了，都遇到了新问题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主席年轻时写下的这一段话恰恰说明了他们现在的心境。那么他们要说什么做什么呢?他们自己并不清楚。但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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